赵江荣:麦田的守望者 ——论李洁冰长篇小说《苏北女人》

(2017-06-27 09:42)

  

  内容摘要: 

  在现代化碾压农耕文明进程这一场域中,《苏北女人》进行了深入的艺术思考,向我们展示了抵抗社会现代化的一条文化路径。小说仿写了一个苏北村庄农事生活在现代化挤压下的循环与陷落,用潜在对称、互文策略,隐含了古典中国田园想象和当前境遇,其中朴素单纯的农事经验世界、主要人物精神均与古典中国田园有同构性质,它们作为文化基质,与“现代”构成对抗的张力。 

  关键词:李洁冰,《苏北女人》,现代性,田园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在给《苏北女人》出版介绍时说,这部小说“在现代化碾压农耕文明的进程中……演绎出一部中国当代现实版的乡村农事诗”。现代化进程对农耕文明的碾压这个世界文学母题,1990年代成为中国文学绕不过的文学场域。伴随着乡村陷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至少在中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事实,和西方作家一样,中国当代乡村书写也普遍基于审美现代性立场和态度抵抗这一现实。问题是:抵抗的目的是什么?抵抗的是什么?在什么层面上抵抗?用什么方式进行抵抗?这些问题的思考或可推进当代乡村文学的书写和评价,既有助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现代性建构,又与中国现实语境实现文化互动。  

  《苏北女人》正是在这一场域中,进行了深入的艺术思考,向我们展示了抵抗社会现代化的一条文化路径。小说仿写了一个苏北村庄农事生活在现代化挤压下的循环与陷落,用潜在对称、互文策略,隐含了古典中国田园想象和当前境遇,其中朴素单纯的农事经验世界、主要人物的精神均与古典中国田园有同构性质,它们作为文化基质,与“现代”构成对抗的张力。 

  一、“七月流火” 

  《苏北女人》丰富的意蕴首先生成于结构。小说在叙事结构上,分“春”、“夏”“秋”、“冬”四卷,每卷内又以三个节气为题各有三部分,12节气构成12乐章。有学者认为此结构受《天工开物》启发,作者本人也曾表示过认同,而我却另有思路,因为文本阅读不断把我们推进历史深处,那里完完整整躺着一个更大的田园,那是两千五百年前的《诗经. 豳风.七月》,中国最早的田园诗。《七月》的“流火”依然划过小说的天空,主宰小说意蕴和节奏。哪怕是粗略的比较,也可看出两者超时空的互文关联。按照清代学人的一种读法,《七月》是“月令书”,是“风俗书”。月令指四季十二个月的时间顺序,构成叙事结构;风俗指叙事内容,即田园四季永恒循环的农事劳作。具体说,《七月》八章均以月令为别:“一章言耕,二章言蚕,三章言绩染,四章言田猎,五章言葺屋御寒,六章点缀时物,七章收获,八章以岁终之庆做结”。由于《诗经》的独特地位,加之《七月》叙述结构和内容的完美结合呈现的完整性,无论从文化人类学还是审美学,在象征意义上,都可视为古典中国的经典田园文化模式,其后两千五百年的文化,就在这块田园里生长、演绎。 

  《苏北女人》作为一部以农耕文明为叙事底色的长篇小说,虽只字未提《诗经》,更无论《七月》,却鬼使神差地召唤出与《七月》如此精准的对称结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是《七月》八章重复呈现的结构模式,思路是“以天时挽人事”,首先写节气轮转,然后引出相应节气的人事劳作。《苏北女人》四卷十二节,每节以一个节气命名,几乎每节都以节气变化的景物描写开始,甚至不惜以阅读的沉闷、呆滞为代价,然后再讲它的故事。故事去《七月》二千五百多年了,可是内容甚至可与《七月》田园一一对应——蚕耕绩染、葺屋御寒、秋收冬藏、岁终之庆,一应俱全。小说就凭借这节气、物候变换的时空屏幕,交错的上演了苏北女人不寻常的故事。《七月》首章言耕:“七月流火……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在这中国最早最完整一幅文字农耕图里,春天到了,农人整好农具,下地播种,妇女小儿挎着饭篮拎着水罐,送到田头。《苏北女人》第一章出场了: 

  “春播开始了,熬过漫长冬季的土地变得松软。渐次地,上面有了踢踢橐橐的脚步声,车轱辘滚动的声音,外带人喊,马斯,老牛打哞的动静,还有农人凌空甩响的鞭子,吆牛的号子声,共同构成苏北早春天空下多声部合唱。这声音粗砺、乍猛,惶急里透着熟稔,带着一冬铆足的劲头,在每个日升日落的时辰演奏着。嘈嘈切切,将端木村人久已沉眠的各种欲望又唤醒了”。 

  小说主角当然是柳采莲: 

  “早年嫁过来时,采莲掮着锄头跟福生做农活,不惟下湖,还得去崖上。崖头,就是高处的地坡。正午坐在地头上喝水,偶尔一搭眼,就看到天宇下的崖坡上,一人一牛在耕地,远看两个黑点,背后一抹骆驼云,一趟一趟,不厌其烦地划着圈……此后,她的梦里始终留存着这样一组画面。农夫,耕牛,在天宇下的土坡上,永远没有尽头地转悠,一簇牛角上的红布条像火苗似的燃烧着。而那一声吆牛号子,那份游荡与戚然交织的天籁啊,简直就是入心入肺了。” 

  两幅图画,两个屏幕,顺势而接,隔着两千五百年,依然天籁般洽和。现在田园将芜,田园已芜。采莲的男人走了,其他的男人也走了,男耕女织就这样颠覆错位了: 

  “现在,三个女人牵着牛来了。站在地头上,满目风景,心中萧然。这是二十世纪末叶,北乡人突然魔障了。像葫芦一般吸附在子贡湖周遭的村民,将种地视为梦魇,诅咒,逃离,掮着行李卷,被外出打工的浪潮裹挟着,南下北上,毛蛤似的滚入城市无边的滩涂。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端木村人的庄稼,越来越难下籽了”。 

  其实,令人忧虑的不仅仅是乡村,更是不顾一切滚入城市无边滩涂的毛蛤们和那张着贪婪大口吞噬一切的城市。中国现代性的脚步如此惶急、仓促,把身体和心灵裹在一起,蹂躏、撕碎。谁为之安神?从哪里获得能量与之形成对抗张力?这或许就是《苏北女人》隐含与《诗经》对应性结构的奥秘。 

  二、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科技史价值早已为国内外认同,但它蕴含的美学资源,却不太有人注意。小说作者在一篇《苏北女人》创作谈里说:“必须提及宋应星的农书圣经《天工开物》,正是它的气场和引领,令人脑洞大开。此后,仿佛一切水到渠成,顺理成章。”1沿着作者提示的线索,细心对读,的确可以发现两个文本之间隐约着一个内在的互文关系,并可由此引出小说叙事的张力。 

  作为一部17世纪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又如何能“引领”一个小说家完成她的创造呢?或许两个文本的“气场”相合?的确,《苏北女人》以农事为素材,春耕夏锄、秋收冬藏、豆麦黍麻是当然的内容,而这也恰是《天工开物》最细密的主题。不过,在我看来,这仅仅属于“场”的耦合,真正重要的是“气”的“引领”。这个“气”就是《天工开物》蕴藏着的审美能量,在一定程度上把技术转化为审美了。尤其对于物与人的关系叙事,《天工开物》有如此大的亲和力,物与开物(劳动)均内在于人,完全不同于现代性社会的技术关系、消费关系。那些物(豆麦黍麻)、物事(农事技艺)、连接着物候(天时、节气),那些艰辛琐屑的技艺、劳作,充溢着内在生命的宁静和喜悦。这个“气”和作者契合了,引领着小说从一般农事的庸常劳作走向审美创造: 

  “簸豆子的时候,抖着两个膀子,一忽闪,一忽闪,黄橙橙的豆子就飞上去,在漫天云里哗地绽开来。冬至正耽心着呢,又见娘用簸箕轻轻一迎,豆子就乖乖地掉进去了。皮是皮,粒子是粒子。大的放一边,圆的放一边,瘪粒子和豆荚皮都归到一边。娘再簸,再迎,只见满天的豆子飞来飞去,真比天女散花还好看。冬至看呆了。笼子里的鸡鹅也看呆了。斜斜地朝天空望上去,又齐刷刷地随着女主人的动作看下来。如此往复,恰似舞蹈一般”。 

  这是最精彩的乐章之一,《天工开物》(《天工开物.精粹》有“簸法”一节)简约、平静的内在情愫,在小说世界里转化为如此丰富喜悦的舞蹈。这样喜悦的舞蹈构成小说世界里沉重甚至残酷的乡村生存的另一面,日常最繁重琐细的物事,诸如磨豆桨、做豆腐、烙煎饼、打凉粉,全都化成了舞蹈音符: 

  “春分说的滚煎饼,和人们惯常用木匙子烙不一样。苏北没出嫁的姑娘,除烙得一手好煎饼,还得学会滚煎饼。就是将鲜地瓜打成碎米子,然后磨推成浆糊。烙的时候,鏊子底下柴火熊熊燃烧着。这时需要烙煎饼的人眼明手快,徒手将浆糊坨子团好,约三五斤重,两手托起,朝热鏊子上一垛,随着吱吱溜溜,袅袅升起的白雾,坨子遂在鏊子上疾速转起来。三两圈,便是一张薄脆的煎饼了”。 

  “月亮升起来了。端木家的院落里鏊火正旺。苏北女人柳采莲坐在那里,用木匙一下下打着浆糊。将麦秸火续得均匀,然后手起汤落,米白色的浆糊落到鏊子上。就听吱溜溜一阵细响。采莲的膀子轻灵地转过几下,一张薄脆的煎饼就成了。女人又去鏊边轻轻一挑,一张脆黄黄的煎饼就铲起来。然后又一撩一转,煎饼边划着弧线,落到旁边的麦秸盖子上。采莲复将浆糊撩起,又烙,又炝。一圈一圈,煎饼团团飞转着,不停地落到盖子上。不一会,就松松脆脆,聚起厚厚的一摞。烙煎饼的苏北女人,在月光下看上去,眉眼灵动,动作爽利。宛如变戏法的魔女,飞转着手中的魔毯。看上去,竟有种摄人魂魄的美丽”。 

  假如我们把《天工开物》看作一个原文本,《苏北女人》动人的舞蹈就是它引出的互文,甚至时下推崇的一系列“味道”、“手艺”、“非遗”等也都是它的一出出花样迭出的互文本。这些互文本相互勾连,丝丝缠缠,编织出一股无形的抵抗现实的势力。对此,小说作者有明确的意识:“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成了漂浮在空中的失重者。这种回溯,一旦超越世俗的层面,被放到大时代背景下去考量,便瞬间拥有了文本叙事上的意义”。2这样的意义,在小说文本中还通过两种劳动建构起来。一种以柳采莲为代表,象征着古典的田园精神,虽稼穑艰辛而残酷,但这种劳作与家园连接,与劳动对象直面,有着亲切熟稔的情感体验,因此劳作成为生命本能需求的一部分,也成为弥合自身和社会连续性、完整性的力量,所以小说中女人们的劳动总是蕴含着内在喜悦和魅力。另一种以端木福生为代表,他们被强迫“脱域”,抛入城市,身心分裂,无论是发达的胡发垠,还是落魄的端木福生,他们的命运注定被卡在高耸冰冷的脚手架上,成为机器手,标示着中国式“现代性”最严重的后果之一。 

  三、女娲补天 

  有研究者认为《苏北女人》中的女主角令人想起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我非常赞同。女娲的两个伟大事件是造人和补天。柳采莲一生养育四个孩子,两次到石宕里采石筑屋补屋,恰与之形成对应关系,采石筑屋可视作补天隐喻。远古神话中“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于是女娲炼无色石以补苍天。”那么,采莲们的行为是否可看作对“现代性”爁焱大火造成的“天”之“裂隙”的象征性补救呢? 

  中国现代性最动荡的后果之一,就是乡村的凋敝。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开家园到城里谋生,乡村渐趋空壳,时至今日未曾缓解。在这片场域上,农耕、家庭与族群的天空塌了,只能由女人撑起,在男人转场和委顿中,女人成为麦田的守望者。她们匆匆登场,甚至头面都来不及收拾,就被迫充当起“炼石补天”的角色。生儿育女、春耕夏锄、稼穑唯艰,这些女人“深陷农耕、家族、社会与生存缠斗,从茫然到承受,从毁灭到挣脱,在现代化碾压农耕文明的进程中,支撑起男人迹进缺席的乡村生存场域,演绎出一部苏北大平原现实版的乡村农事诗。”3小说本身看起来严格写实,农事真实的琐碎和繁重也几近残酷,但隐含着的炼石补天隐喻,则使文本悄然运行了对“现代性后果”之“天”反思补救的文化意图。 

  首先,是文化血脉的代序。文化发展代序相衔,脉络清晰,而现代性却像伟大的现代主义者、墨西哥诗人和评论家帕斯所说“被割断了与过去的联系,不断地踩着眩晕的步伐摇摇晃晃向前猛冲,乃至无法生根,而只是过一天算一天:它无法回到自己的开端从而恢复自己的更新能力”。4中国现代化虽然起步迟,但冲劲大,几乎是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压缩,摇摇晃晃向前猛冲,更加“眩晕”。“根”在哪里?“自己的开端”是什么样子?如何想象它并使之具有更新或补救的力量?中国作家在80年代末就开始寻找,结果找到的是神秘、歧义、含混不清的捞渣和丙崽形象,成为传统中国的镜像。《苏北女人》则提供了另一幅迥异的完整田园现实和精神想象。田园现实焦苦繁重,可从田园中滋长出的人性是那么健壮、朴素与自然,足以为现代人天然营养。这是冬至的肖像: 

  “端木家的三闺女,转年十八岁了。上面两个姐姐出嫁后,冬至就像村后的白杨树,噌噌长起来。几天蹿一截子,眨眼间,已是大闺女了,通身掩抑不住的,是苏北乡村姑娘灼人的明艳。这种气息,上承天泽,下接地气,鲜灵灵,泼辣辣,浑如湖塘的茭藕,风吹日晒,亦不曾剥蚀毫厘的风韵。一把攥不住的黝黑大辫子,弯着,直着,散着,左右适度。特别是眼神,通透,清澈,散发着不曾为世俗遮掩的光芒”。   

  这幅肖像生长在现实的原野里,通灵通透,与城市现代人画像的差异、对照,相互折射出的文化意味自不待言。《苏北女人》充满艰辛而又富有自然诗意的田园,既是作为被现代伤害的一面被仿写,又作为现代的“根”,作为“自己的开端”被想象和赋予拯救的力量。 

  其次,《苏北女人》完成的一幅完整的经验世界和心理世界的长卷,与现代世界短暂、易逝、流动的经验和心理体验构成一个大张力。“现代性后果”自然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但对一般人来说最敏感的莫过于直接的经验和体验造成的心理刺激和恐慌。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在他著名的现代性研究著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就把现代性看作一种经验:“今天,全世界的男女们都共享着一种重要的经验——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与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和危险的经验。我将这种经验称作‘现代性’。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5(660)。这种现代性的基本经验和或体验,他反复借用马克思的话概括:“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苏北女人》也包含了这种现代性负面危险的“经验”,它与田园“坚固”的经验形成价值对立。包工头胡发垠、端木福生代表着处在匆促到来的现代性环境中乡人的历险和“经验”,他们原来所拥有,所知的一切都被新环境摧毁,经验世界和心理世界遭遇了双重危机,在刺激和惊恐中或丧失良知或失去自信,终为新环境遗弃。柳采莲、德辰媳妇、闵玉镯这群女人们,连同她们劳作、连同她们性格、连同她们德行共同构筑着一个“坚固”世界。这个世界的经验是日常的、熟悉的,在这个世界里劳作虽辛苦,心理却平和稳定,因而滋长出茁壮健全的人性。它们与现代构成张力,编织出完整统一的抒情图式,不断与变换的四季交辉: 

  “秋天到了,大地一片金黄。 

  苏北大平原,转眼被金色吞噬了……若不是浓绿的白杨树,将金色分割开来,路人的目光,会被满眼的金黄夺去,失去方向感,即尔陷入一片璀璨的混沌。立秋十日遍地黄。这是吉祥的颜色,在农人欢天喜地的纳接中,所到之处,摧城拔寨,俘获所有的领地。风随云走,在万顷稻浪的浸洇里,世界被金色统领了。” 

  这片金色现在只被苏北女人们统领,只有她们是“麦田的守望者”。 

  最后,谈谈《苏北女人》特殊的人物性格。小说在女性塑造上成绩斐然,就像原野上的花朵,各尽自然、各有特色。柳采莲的“韧”,德辰媳妇的“侠”,灌河女子闵玉镯的“妖”,乡村花旦端木立秋的“灵”,春分的“轴”,采菊的“迂”,哑女冬至的“真”,把握适度、各有繁复,使长卷众多小说人物形象摇曳与多姿。但诸多性格中又有一个核心的地域性格像统摄灵魂般钳住她们,苏北方言称之为:“杠”(gang念去声)。民俗学者解释为说话戗,性子烈、不服输,女性则少细腻甜糯、小鸟依人。“杠”(kang念第二声阳平)是其内在延伸的动词用法,意为做人拿得起、放得下,遭事扛得住,由此塑造了苏北人“扛—大度—隐忍”的地域性格和人格特征。孤立的讨论地域问题没有意义,我想引出的是小说着力强调的这种地域性性格特征除了文学价值之外,比如构成苏北平原般大气厚重的风格,是否还多一层文化附加值?小说中的田园已经被现代深度侵入,小说中人物也被现代裹挟,当地方性遭遇现代性,将产生怎样惊心动魄的相拒相迎、互动交融?当然,错综繁复的关系不是在此可讨论的,本文想直截写出的结论是:由于小说讲述的现代性内容主要与负面关联,诸如贪婪、不良、失德、失信等,因此文本中的“杠”就内含了“地方性”对抗“现代性”意味,是“地方性”对“现代性”的“杠”。 

  作者简介:赵江荣,男,1959年生,江苏连云港人。连云港师专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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