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第六十期

别致的礼物

赵翼如

 这个母亲节，我在享受儿子送的礼物：一个草编的包，里面装着来自北美的玉米种子、红橡种子，插在草地上的太阳能夜光灯；竹篮状的小小音响，正好悬挂在枝头听。“老妈的气质，适合与草木为邻。”

 哈，敦促我回到大地再“养育”呢，谢谢这份“懂得”。的确，我的人生美学建在橡树上——无用之美构成了生命底色。

 慢慢撒落种子，真有说不出的亲和。终于能像植物一样自由伸展了。行过八千里路云和月，为什么又走回这棵树？

 回望中，又见柯罗画布上飘飞的叶子，古树阅尽苍凉后的天高云淡。“人活不过一棵树”，而灵性是可以不断生长的。

 本期《行者》，有徐则臣、徐皓峰、甫跃辉等70、80后探寻的“内心故乡”。

回老家

文/徐则臣

 小时候不懂天文地理，想事情完全跟感觉走：大人说，咱们这地方发不了大水，百川东到海，此去百里就是大海，都流过去了；小时候过年贴对联，老人住的房门口贴的都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家在连云港市东海县——这么多东海。于是很多年里我就认为，百里之外的那个海一定叫东海。要说故乡还有点什么特色，那就是靠海，靠东海。虽然我们从来吃不上海鲜，太贵，唯一让我生出与海为邻感觉的是虾酱，把很小的海虾捣碎了做成的酱，走街串巷地卖，打开坛子，腥味把大海的气息送了过来。就这一线关于海的消息也让我激动：我家住在东海边。

 念到了中学，突然看见地图上说，我们家旁边的那海叫黄海，我就蒙了。如果它叫黄海，那祖祖辈辈住了多年的“东海”从何而来？没理由了。我忽有种虚幻感，脚底下的大地都不结实了。我引以为豪的“东海”，不过是黄海西边的小县城。跟大海原来不是至亲。多少年来我都跟外地的小伙伴吹嘘，俺们那疙瘩气派，跟大海同名同姓。闹了半天人家姓黄。

 出门再也不说我家在东海之滨了。

 再后来，我弄明白了，说到底不在那海姓东姓黄：如果我不把故乡和大海扯上关系，关于故乡我实在找不到可说的了。念大学时自我介绍：我故乡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连海都转身姓了黄，可见故乡被抛弃得多么彻底。我把县志翻了个底朝天，才找到了远引自南北朝的文脉，诗人鲍照，“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头开得不错，下文没了，接下来一口气撂了一千多年的荒，总算出现了朱自清，可人家朱先生还不认，“生于东海”不算啥，“长在扬州”才管用，朱老师就觉得自己是扬州人。白纸黑字，你想贴都贴不上去。

 有一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我去聂华苓老师家，看见一个鸡蛋大小的圆锥形晶体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在风里摇摆旋转，每一个棱面都闪动清凉五彩的光。聂老师问：认识水晶吗？辟邪的。水晶能辟邪我还真不知道，但水晶我认识，没准这还是从我老家来的。聂老师问我老家哪里，我说东海，毛泽东的水晶棺就是那里出的。聂老师一拍手，说：呀，东海！当水晶和东海接上了头，别人立马知道我从哪里来的了。

 有了。从此被问及桑梓何处，我不再纠结东海是否在“东海之滨”了，我说：水晶。

 如果你对东海的水晶储量和质量居全国之首无所知，没问题，知道纪念堂的水晶棺就可以了。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三天，国家地质总局派特使到我们县，传达“一号任务”：调运东海水晶制作水晶棺。从9月到年底，共有20多吨天然纯水晶运送到北京。到哪找这么多现成的水晶，得挖，全县人民都扛着锹下地了。挖水晶是个技术活儿，科学说法是找矿脉，民间传闻就神奇了，说水晶的矿脉会跑，找到了你得弄红绸绳子打头给系起来，就跟挖人参似的，别让它跑了。1977年水晶棺制成。就是纪念堂里看到的那个，扛得住八级地震。板材的石英纯度达到“六个九”，板材之间焊接时要先把水晶熔掉，必须在熔化的一瞬间完成焊接。据说至今世界上再没有人能生产出来。

 没挖出来的水晶依然默默地被埋在地下。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突然水晶就醒过来了。我在县城念书，没事大街小巷地走，但凡像样点的家庭都开了小作坊。切割，打磨，抛光，做成项链、眼镜片之类的东西。我念完大学回老家，赫然已经是声名鹊起的“水晶之都”了。前年我去一雕刻大师工作室参观，一件观赏晶价值三百多万，并拢的一只手掌大，形状像个窈窕女子倚石而立，取名《人约黄昏》。

 上一次回老家，进了城就开始堵。要在别的地方，我早开始好一通抱怨，但在故乡，我一声不吭，我一点都不着急。这车堵得我心情很好。（两边一溜专卖店，我一家家看）一个小县城，是你想堵车就能堵得了的么？想起多年前，我念高中，在县城一条破旧的马路上看见一辆破旧的卡车，装着一块巨大的水晶，完完整整的一块，用铁链和绳索结结实实地捆在车上。它有几吨？

语言里的故乡

文/甫跃辉

 2008年十一假期，弟弟从北京到上海找我。那是弟弟第一次到上海。我们去了外滩，去了崇明岛，本打算到东滩看海，到了才发现，根本看不到海，茫茫无尽的，是芦苇。那夜住在一家农家乐，走出门去，看到好多排小洋房。不少人在门口纳凉，听他们聊天，说的并不是上海话，一问竟是当年修三峡大坝时，从坝区搬迁来的。问他们，回去过么？有个老人想了想说，回不去了，家都在水底下了。

 从崇明岛返回市区，等船时我和弟弟聊天,说的老家方言。忽然，一个中年男人站到我们面前，问，你们是施甸人吗？我是施甸姚关的。

 好多年过去了，我已忘记那位大叔叫什么名字了，但我始终记得那一刻，我是何等的惊讶，又是何等的欣喜。在距离老家几千里外的崇明江边，一个人准确地在无数声音中听出了我们的声音。

 我到上海十二年了。每年都会回老家施甸。每次到家，我都会立马说回方言。——最初几年，我并不能够很快在两种语言之间奔波。在家里，偶尔会蹦出一两句普通话；回到上海，偶尔又会蹦出几句方言。大概要三四天，我才能让自己在一种语言里完全安稳下来。在什么地方说什么地方的话，本是理所应当。但老家人听到我一口方言，多少都会有些吃惊。因为村里有些人到外面读书了，或者打工了，回来后说的，便不再是纯正的方言，多少会夹杂一些怪异语言。他们在潜意识里，或许是要藉此获得某种对村里人的俯视感吧。他们的举动，或许令人发噱。但类似的举动并非乡里人独有，城里人也一样。我就见过一位饱学的上海年轻人，到美国几年，回来后便在谈话中不时夹入英语单词。

 很多时候，我们总在逃离故乡。不单单让身体逃离故乡，也要让语言逃离故乡。身体的逃离比较容易，语言的逃离却是最最困难的。但逃离之后呢，往往是回归。当我们试图回归故乡，却发现，故乡消失了。故乡先是从现实层面上消失的，接着是从语言中消失的。乡音未改鬓毛衰，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就像我，虽然坚持回到老家就说方言，可终究，那些真正让这门语言区别于其他语言的东西，正难以挽回地在改变。

 云南话属于北方方言，和普通话并没多么巨大的差异，但这两种语言呈现出来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永远只能用普通话表达；有的则只能用云南方言表达。

 故乡，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那只能用方言表达的所在。

 多少人感慨，时代列车行驶得太快。我们坐在这车上，不知道奔向何方。故乡语言呈现出来的那个世界，正在迅速远去。

 很早就听说，施甸县有不少契丹后裔。今又看到一则微信：《强悍的契丹民族消失的原因》，文末说，有人认为契丹流落到了云南。在施甸发现了不少以刻有契丹语的墓碑，祠堂里发现了篆刻有“耶律”二字的牌匾，种种的遗迹都表明，契丹来到了这儿，这儿有契丹的子孙，但“毕竟漠北和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我想，所谓“确切的证据”，或许应该在语言里吧？不知道还有没有施甸人能说契丹语？或许没有了吧。但我相信，总有一些契丹词语，仍旧坚固地嵌在施甸人现今的语言里。那是昭示我们身份的隐秘符号。

 关于故乡，关于语言，关于在不同地域——尤其是不同语言间奔波的人，都是我想在《普通话》这篇小说里说的。那个叫顾零洲的人，他和我一样，从云南来到上海，从说云南方言的云南来到说上海话的上海，而他呢，却在上海说着普通话，在云南总被人想着会说普通话。他在不同的语言间辗转，试图寻找一个立足地，安放自己的身体，也安放自己的灵魂。

 舌尖上的中国，最主要的不是饮食，而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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