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第五十七期

词语的荫凉

赵翼如

 最近有人开了“小说药房”，探讨书的疗愈效应。鼠标一点就打开的世界里还缺少了什么？忙乱中“如何将你还给自己？”

 很怀念设在中山植物园的读书班。

 太现实的日子，看一眼天空也似多余。忽有半月倚树闲读，（不是为应考而读书的忙读）该是多么受用。

 林木高低错落，一如乐谱打开。书页与树叶相互对望，风来翻篇。每粒字吸入花草气息，每片叶分担沉思，也原谅我走神发呆。

 忽有了生命的空间感和新鲜度。闲读，是寻访内心的旅行？

 诗人说：在这个燃烧的国度，词语得成为荫凉。

 本期《行者》，穿行在“书滋味”的老巷子里。记得长辈的提醒：读好书，一张大钞胜过一堆零钱。

内心的路径

文/祝勇

 鄂力先生是一个不声不响的人。做事缜密，说话语速很慢，有浓浓的北京腔儿，虽只比我大一岁，我却从他身上看出老北京人的教养。他给刘心武先生做助手时，我们与心武老师说话，他在一旁闷不作声，问到他时，他才笑答一下。或许因他低调，很长时间，我和他没太多的交流。他对此从来没什么意见，他是蒙古人，天地很大，对小事从不计较。

 一天晚上，我与鄂力喝了点小酒，感到浑身通透。从酒家出来，在夜色中走过东四南大街。路过一家店铺，他叫我站住脚。我认真打量，看见一家很小的店铺，细看招牌，心里怵然一惊：“广义修笔店”。这年头，恐怕连钢笔都要灭绝了，还有人来修笔吗？或许是这座城市里最后一家修笔店了。再退远一看，不得了，这座小楼，竟然是一幢灰色的民国建筑，一看就很有资历。鄂力说，这里是北京的黄金地段，有无数商家看准这里，要把修笔店租下来，都被主人拒绝了。修笔店的主人叫张广义，是全国人大代表，小小的店铺里，挂满了名人题字，有刘海粟的，也有王世襄的。

 鄂力不追新潮，而是关心身边许多过时的事物，在他的心里，藏着一座老旧的博物馆。在那里，旧物罗列，在暗中散发光泽，让他敝帚自珍。他内心的路径，与时代的发展正好相反，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有点老气横秋，也正是这一点，让我刮目相看。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最值得珍重的，他也因为对那些“过时”事物的珍重而得到了大家的珍重。

 鄂力心底最珍贵的收藏，应当是文化老人们的那份情谊。那是一群比我老得多的老头儿，居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就像陈丹青笔下的老上海，窝藏着一批重量级的文人。他们是构成这座城市的最生动的部分，学问造诣自不必说，最可敬的，是他们历经炼狱之后的那份通透与达观，越来越接近鲁迅的风骨，“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

 有一次，在后海岸边的一条胡同里，我与鄂力坐在杨宪益先生的客厅里，陪老爷子一起喝二锅头。我与鄂力都喜欢这种平民酒，杨宪益也喜欢，每天下午起床，都喝上两杯。干喝，连花生米都不要，就像在喝咖啡。那一天似乎谈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谈。如今老先生接二连三地作古了，今天想来，那样的时光，有点奢侈。

 鄂力生活中藏着一种奢侈。鄂力住在北小街的胡同里，王蒙先生担任文化部长时，就住在他家对面的四合院里。那座四合院，也是北京历史的一部分，夏衍先生曾经住过，后来照例被拆掉了。鄂力回忆说，那时王蒙每天早上都自己出来到胡同里排队买早点，吃过早点，才换上西装去文化部上班。王蒙时常到鄂力住的小院儿来，与鄂力的爷爷关系很亲密。吴祖光先生大清早儿来找鄂力，鄂力还赖在被窝儿里，吴先生就开始拍窗玻璃。有时要给鄂力打电话，那时还没手机，鄂力家也没电话，吴祖光就打到王蒙家里，王蒙就跑过来给鄂力叫电话。后来朋友们拿鄂力开玩笑，就说鄂力小小年纪，挺能摆谱，让文化部长为他叫电话。

 鄂力也有痛悔的事。黄宗英先生与冯亦代先生结婚后，住在小西天，那房间我去过，亲眼见识小小的两居室，狭小得两人走路必须礼貌让路。满屋书刊文稿，无处堆放，黄宗英就把几十方印章交给鄂力保管，其中，有齐白石给赵丹刻的，有赵丹的祖父刻的，也有赵丹年轻时自己刻的。后来，黄宗英想再看看这些印章，鄂力就完璧归赵。鄂力每言及此，都痛心疾首，不是痛心自己一方也没有贪污，而是痛悔当时没有把它们印下来，留一套印谱。此时此刻，冯亦代先生早已仙逝，黄宗英也病重住在上海的医院里，那些印章早已不知散落何处，倘留下一套印谱，无异于留下一笔文化遗产，可以捐献给中国电影博物馆，也可以自己学印时揣摩。过去的事物，稍纵即逝，一旦错过，就可能永远找不回来了。

 知道他苦攻篆刻，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鄂力告诉我，有一个展览，请我去看一下。我跑到前海西街的郭沫若纪念馆，发现竟然是鄂力篆刻展的开幕式，题头是刘开渠写的，参加者有许多文化名人，也有电影演员，鄂力躲在一边，不大说话，仿佛成了群众演员。

 鄂力从不曾夸耀自己的篆刻。1995年，心武老师让他给蓝翎先生送书。送到以后他刚回家，蓝翎先生的电话就追过来，原来蓝翎看当天的《南方周末》，上面赫然印着吴祖光先生的文章《鄂力篆刻艺术》，才知刚才那位小伙子原是篆刻家，打电话，连说失敬失敬。

 展览那一天，我第一次见识到他的作品。那些印章，内敛，却深邃，在它们内部，蕴藏着一股生命的能量，笔画回旋，犹如乐曲的起伏伸展，刻刀在方寸间闪展腾挪，如蒙古人酒后的酣歌，让我看到他生命的自由和饱满。

 我突然想到，自己也曾想学篆刻。那时条件有限，都是刻在橡皮上，刻坏了，就不想再去刻。后来听鄂力说，他不仅刻过橡皮，还在粉笔和石头上刻过。那些最初学习的印记，他一直保存至今。

 鄂力没念过大学。年轻时为了生存和篆刻，他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那时钱少，买来的石料，不能轻易浪费，倘刻坏一方，他就把刻好的字用砂纸磨掉，再在上面重新刻，直到再也无法刻字为止。有时通篇都很完美，只最后一笔刻坏了，也只有磨掉。他磨石料，也磨自己的性子。这样的草泽险道，一个艺术家是回避不了的。艺术不可能速成。

 如今的鄂力，一印难求。温家宝当年出访，也带上他的印作为国礼。从比利时国王到印度总统，从冰心、夏衍、萧乾、刘开渠、黄苗子、于光远、张君秋、黄永玉、李敖到大江健三郎，用的都是鄂力刻的印。近些年，他有了新的计划：篆刻《三字经》全文。我一直想象着刻完《三字经》，将它们印在一起的那种宏大的气象。但他还是不言不语，不显山不露水。他是一个活在内心里的人。心有大丘壑，才能活得如此谦恭。那谦恭，其实是一种自信、一种潇洒。

八烟

文/张怡微

 这个周末，是半个月阴雨以来台北迎来的第一个晴天。去到八烟聚落时还是清晨，穿越山樱，拾级而上，沿着阳金公路往阳明山走去，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转角豁然开朗的，便是那一片难得的桃花源。

 仔细说起来，八烟是近两年来才迅速爆红的台北景点，阳明山的风景错落有致，但每一处都是不一样的风情。擎天岗有高原的苍茫辽阔，小油坑则是火山地景，竹子湖广袤的海芋田像花园，而八烟，则是最明净、清澄的山里江南。

 日治时代的《台湾堡图》就绘出了这条从三重桥通往硫磺区的小径，昔日山区采硫或农垦的产业道路，如今依然保留着古早的风貌。泥土山径、芒草丛生，脚下的清澈水潭框映山光潋滟，添上远方的山谷白烟。置身于古道，仿佛两百年前它也是如此性情，一直没有多大的变化。

 三十年前，由于劳动力流失，八烟聚落水梯田休耕，后经政府补助才重新找回农村的活力。农人犁地时，盘山道上一直有超跑招摇的油门声呼啸而过，在静谧的山间显得尤为骇人。然而他们却从不抬头张望哪怕一眼。视若寻常，像头顶有恶鸟飞过，像风疾雨恶无处避闪，也不过是人间的流转因果。

 吴念真曾在八烟的野溪温泉拍摄麒麟啤酒广告，之后便带来了八烟的观光人潮。有经济的地方，自然有破坏，对此台湾人总是很警惕，又颇无奈。刘克襄曾写文调侃“都是吴念真惹的祸”，亡羊补牢，倒也不是八烟的宿命。如今八烟盛名的景点“水中央”已停水不再开放，长期养护由如织游人带来的侵袭。然而因为水梯田美景实在太美，一路都有人在叹息“好可惜”。于是，此地真如从纪录片《看见台湾》撷取的水圳山光片段，同样携带着鸟瞰人类自食恶果的隐喻。

 静静伫立原地，眺望鱼路古道，则别有一番滋味。城市喧嚣迫人，思危、思退、思变全赖彻底的放空逃逸。古人贬官时最有逸致，笔下山水关情，八方风雨越是穷凶极恶，心下越是宁静。然而，心下不宁静也是人之常情。有些不舒坦的事，到山里走一圈，即使什么都没有真正解决，也会感觉顺适。台语歌天后江蕙有一首非常感人的歌叫做《博杯》，人生万千苦楚终归一默，低头祈愿那些最基本的平安已是万全。

 窗外清风一直吹，心事欲讲不详细。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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