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批评家发言摘要

　　由《文艺报》社、江苏省作协、泰州市文联、泰州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于10月13—16日在泰州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汪政，《文艺报》副总编徐可，《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人民日报》文艺理论评论室主编刘琼等来自北京、上海、山西、南京多地40余名专家学者，以及《文艺报》《中华读书报》《文学报》和本省本地媒体10多名记者参加。14日上午，市委宣传部部长常胜梅出席欢迎仪式并致辞。研讨会分别由省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汪政，《文艺报》副总编徐可主持。与会专家围绕 “里下河：城乡表达的现实与未来”这一主题各抒己见，为里下河文学的繁荣发展建言献策。市文联主席刘仁前出席研讨会，并作总结致辞。研讨会取得了丰富成果。　

　　汪政（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突破城乡的局限。大家习惯于认为谈到里下河，就是指乡土，所以我们定“里下河：城乡表达的现实与未来”这个研讨题目，某种程度上也有纠偏的目的，也就是纠正这种先验的影响，因为里下河地区其实是亦城亦乡的。费孝通先生最初曾指出中国应该走乡土工业化道路，后来他修正自己的观点，觉得应该走小城镇的道路。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到了晚年，他提出城市的多元化，也就是建设具有不同功能和风格的城市。费孝通先生具有逻辑序列的观点与里下河地区当下的发展很契合，这是考察里下河重要的理论背景。如果我们实地考察，感觉里下河地区的农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实城、乡已经不分了。我们看费振钟先生近年乡村考察系列文章，很难说他写的是“城”还是“乡”。我们看刘仁前先生的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香河》写一个村落，《浮城》到了县级市，最后《残月》写到地级市。如果我们再仔细考察，这个所谓的地级市，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个很大的熟人社会，不仅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现代城市概念。对这种熟人社会考察，其实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徐可（《文艺报》副总编辑）

　　　  里下河文学打破城乡籓篱。本届研讨会把主题定为“里下河：城乡表达的现实与未来”，可以说是对里下河文学研究的深化。过去我们习惯地把文学分为“乡土文学”、“都市文学”，其实这是评论家懒惰的表现。城市和乡村并不是截然割裂的，更不是绝然对立的，相反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在中国这个长期的农耕社会表现尤为突出。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作家们固然可以选择城市题材或乡村题材，但他们不能无视城乡之间这种割不断理还乱的联系。里下河文学一个可贵之处就是打破了城乡的籓篱，无论是汪曾祺的《受戒》也好，毕飞宇的《平原》也好，或者是刘仁前的《浮城》《残月》也罢，在他们的笔下，城市（城镇）与乡村是融为一体的。这也正合里下河地区亦城亦乡、城乡融合的特点。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心理、感情是极为复杂的。乡愁是中国人永远醒不了的美梦。我们从乡村走进城市，但我们的灵魂却留在了乡村；我们不断回望乡村的炊烟，但我们更向往城里的月光。我们一代代人就生活在这不断回望和无限向往的纠结之中。里下河文学城乡叙事的融合正暗合了这个进程和这种感情，写出了城乡背景下人物的命运际遇和情感纠结，体贴地慰藉了当代人的心灵。

　　王干（《小说选刊》副主编）　

　　精准打造里下河文学流派。里下河文学流派是一个成长、发展的概念，也是一个不断自我调整、自我修正的概念。一方面是泰州市的文化名片，同时也是文学地理学的一种探索，里下河文学打破了行政区域的划分，通过文学地理学来构建文学现象。另外，在文学史上和美术史上，有个“美学时间”的概念，即在一个时期涌现出大量作家作品，但在另一个很长时间相对较少。里下河是文学地理学和美学时间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尝试，很契合。这几年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概念得到发展充实，其实可以写作一部《里下河文学史》，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脉络可以进一步理清楚。特别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内核要精准化，它和其他文学流派的区别。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还要找出差异性。还有其外延，也要确定，虽然流派看上去越丰富越大越好，但是要找准其边界。一个是地理概念上的外延，另外一个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外延，要真正进入文学史，其内核与外延要精准化，也就是做强做准，正如契诃夫说的，“准确即美”。通过精准打造，使其矗立在江苏文学史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刘琼（《人民日报》文艺部评论室主编）　

　　现实的“急迫”。城乡现实变化的急迫，不独里下河有之，是全国性的历史形势，何以要在此单独提起这个大话题？一则是因为，这个变化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现实，是我们今天所有文学写作都无法摆脱的时空背景。二则，这个问题要对里下河文学单独提出来，是因为里下河文学创作在美学倾向中有一种突出的文人趣味和唯美气质，这种趣味和气质在审美粗鄙化的今天是有价值的，甚至是可贵的，但是，一定要警惕以文人趣味和唯美气质为借口，形成新的模式化、符号化甚至虚假的表达。以历史或现实为镜像支撑的文学写作，并非说不能或不写趣味和诗意，不能或不塑造趣味和诗意的空间，而是说，优秀或有追求的作品一定褒有趣味和诗意，这个趣味和诗意是现实的血肉浇灌出来的大丽花；一定看重想象和虚构，但这个想象和虚构也是得到美学的引导，与现实存在的内在逻辑一致。在今天这样一个流动频繁的乡土社会里，对于乡土写作，一方面是“望乡型”写作比率升高，另一方面，旧有的乡土社会结构改变，伦理关系改变，面对这种变化，“望乡型”的阐释有没有跟上变化？重塑有没有到位？同理，城市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最新最大的人居空间，新型城市人物的产生，新型伦理关系的建立，人和外在城市的关联，等等，我们怎么认识、怎么阐释、怎么转化为文学形象并进入文学表达。如果说，这种“急迫”是社会共性，是整体压力，那么，关于里下河文学的空间和文化的特征性写作的吁求，就有了具体性和针对性。　

　　费振钟（施耐庵文学院长、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　

　　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时空范围。“里下河”不是一条河，她是由四条水系构成的一个地域。里下河地区是一个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平原。其地理范围为，西接里运河，东牵串场河（把盐场串联起来而得名，俗称下河），北靠苏北灌概总渠，南达老通扬运河。“里下河”虽属平原，但在地貌上，又是江苏省长江与淮河之间最低洼的地区，四周高、中间低，地形如锅，是典型的洼地，过去这个地区海水之所以倒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个洼地，俗称“水洼子”，境内河湖相连，水网密布。“里下河”大致有4个行政区，包括扬州、泰州、盐城、南通等地。具体有扬州的高邮、宝应，泰州的兴化、姜堰，盐城的盐都、东台、阜宁、建湖和南通的海安等地。其中兴化和建湖是里下河的腹部地区，而尤以兴化处于最低洼位置，俗称“锅地洼”。今天重申这个地标，是突出里下河文学流派其空间考察的意义。另外，从时间上看，里下河在历史上的记载，我所见到的典籍记载是从清末开始的，主要是漕运的发展，国家对运河极为重视。因为在海运之前，漕运极为重要。里下河这个名称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漕运对里下河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极大。比如兴化竹泓造船业很发达。汪曾祺写高邮《大淖记事》，其中的描写与里下河地区运河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打造一块中国乡土文化的“活化石”。在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型过程中，已经有不少里下河的作家尝试过城市题材的写作。这一方面的标志性作家之一，就是刘仁前。刘仁前迄今最重要的小说创作，无疑是他的系列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细细翻检“香河”三部曲，即不难发现，从题材的角度来看，的确存在着一个故事空间由村向县、市日渐扩大的总体趋向。毕飞宇从长篇小说《平原》到《推拿》，从中篇小说《青衣》到《玉米》，有影响的作品可谓多多，但两相比较，这些作品中的乡土叙事同样也要明显胜过城市叙事。由以上分析，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里下河的作家们更擅长于书写表现乡村世界的生活，一旦笔涉乡村生活，他们的艺术笔触就会如有神灵附体而妙笔生花。细究其因，大约有这样三方面的原因不容忽略。其一，里下河小说创作群体的宗主汪曾祺先生，本就是一位以对里下河地区风俗人情的表现著称于世的乡土小说大师。他的示范性影响不容忽视。其二、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现当代小说史的范畴来考察，以乡村世界为表现对象的乡土小说，以其蔚为大观的阵容而构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现代文学传统。这种传统对里下河群体作家的隐形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其三，最起码到现在为止，这个创作群体的那些代表性作家的艺术天赋和艺术气质，可能更多地还是契合于书写表现乡村世界。乡村世界可能会日益贫瘠衰败乃至于消亡，但文学领域中的乡村书写却会一直存在下去。对于身倚强大乡土文学传统的里下河作家群来说，乡土写作大有可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艺术使命就是，如何更加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打造一块中国乡土文化的“活化石”。　

　　温潘亚（泰州学院院长）　

　　“里下河文学流派”视野中的“兴化文学现象”。目前，国内文坛和评论界公认的一个正在成长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已经形成，其主要代表作家中毕飞宇、王干、费振钟、刘仁前、庞余亮等，均来自江苏兴化市。地处里下河水乡中心地域的县级兴化市，现隶属于地级泰州市，被文艺评论界公认为是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发祥地和明清小说研究的重要基地，并被授予了“中国小说之乡”称号。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兴化因作家群体崛起和文学创作繁荣，被称为“兴化文学现象”。有学者指出，研究“文学流派”的走向应深入到该流派更深层次、更内在化的日常生活方式、地缘文化习俗，以及区域语言环境等结构元素中去探求。从这一标准来看，兴化地区正在形成一批地域特色鲜明，题材、语言和风格等高度相似的作家群。因此，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究，不应忽视里下河中心地区的“兴化文学现象”。近年来，文学界已开始关注“兴化文学现象”，提出将其作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中坚和代表，乃至江苏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研究。兴化地区特殊的地域文学创作群体，从建国初甚至可以前推至明清时期，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特别近年来，兴化的文学创作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兴化作家群作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重要一极，正不断提升“里下河文学流派”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晓华（江苏省作协创作中心副主任）　

　　里下河文学的城乡表达。在此前有关里下河文学的讨论中，绝大多数的视角都将它定位于乡土文学，很少顾及到这个流派中的城市表达，而事实上，遍布于里下河文学的各种文体，城市书写都是其中的重要的元素，具体到里下河文学的创作个体也是如此，从老一代的汪曾祺，进而到毕飞宇、刘仁前、罗望子、朱辉、王大进、顾坚、鲁敏、庞余亮、刘春龙等等，他们的写作都可以说是亦乡亦城。以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而言，就相当典型，它呈现出由乡到城的写作序列，《香河》可以说是以乡村作为表现主体，它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在传统的乡村地理上展开的，到了《浮城》故事背景就拓宽到了小县城，而第三部《残月》按中国的行政区划级别，其故事背景已经到了地级市。其他作家也大抵如此，而且按照现在的总体创作趋势，其城市书写的比例将进一步提高。　

　　研究里下河文学的城乡表达，可以找一些作家笔下的“镇”去细读，去解剖，比如朱辉的白驹，鲁敏的东坝，刘仁前的香河村、楚县，顾坚的顾庄等等，包括毕飞宇的楚水，连同他的王家庄，王家庄是乡村，又不是乡村，它大得很，它是地球上的王家庄，要看懂它，得以地球为背景。另外，费振钟近年的乡镇专题系列写作值得重视，他以兴化的镇为研究对象，以纪实的、田野的和文化研究的方式对这些“镇”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度的解析，非常有助于我们发现里下河城乡的历史和“镇”的秘密。中国的城市不但脱胎于乡村，本身就是乡村的不断升级版，而且这种从乡村升级而来的城市，其人际关系的维系大体还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是以核心家庭不断向外扩散的熟人社会，这方面只要看看刘仁前、刘春龙等人的长篇小说，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所以，在他们的笔下，没有那种虚构的、至少是被夸张了的城乡对立，没有被流行的城乡对立主题所绑架，也许对里下河地区只有三级城市以及县镇规模的小城市来说，后现代的焦虑症还未蔓延，以本地原住民为主体的城市，其人际关系还是传统的模式，但也因为如此，里下河的文学保存了中国城乡的最基本的关系，这样的文学在如今的城乡流行写作当中也更具有样本性的意义。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传统再造到文学空间的生产。里下河文学流派与众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从里下河这个“地方”走出过汪曾祺、曹文轩、鲁敏、毕飞宇等“著名”作家，而是数量可观的“文学无名者”—大量的普通人成为自觉的写作者，有着各自职业的所谓“业余作者”。而在当下整个中国文学生态中，我需要正视的恰恰是这些“业余”的地方性写作者之于其个人的精神建构，之于地方文化建设，之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意义。从今天的文学资源分配的角度，围绕着刊物、大学、文学活动、作家、书店、影剧院等，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占据着绝对的文学资源优势。而县城及其以下广阔的农村文学资源明显处在一种劣势。进而，我们意识到今天当我们提出“里下河文学流派”不应该只是在文学内部封闭的命名和“传统再造”，而且应该是主动积极的“文学空间的生产”。泰州提出“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个超出行政区划的“文学空间”概念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文学空间的再生产”。在完成了“空间生产”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群体由于众多独立个体对于一个共同目标的忠诚而得以维系起来，而不是通过很多观念融合到单一的思想方式”，“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个概念能不能成立且可持续，在完成了传统再造之后，依靠的应该是成名的作家特别是“在乡”的“业余”作家的“忠诚”。极端地说，从流派样态看，“业余”作家对文学的忠诚是“里下河文学流派”区别于其他文学流派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陆建华（汪曾祺研究会会长）　

　　期待多多出现有里下河印记的精品力作。当一个地区有一批优秀作家审美观点相同、连续不断地创作出风格近似，得到文学界、和社会民众公认、并且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品力作，这个流派就自然形成了。新时期到来后，里下河地区的文学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个长足进步，表现在打上鲜明的里下河印记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其中不少精品力作已成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硕果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无一不是出自从里下河地区走出去的作家之手，除了汪曾祺，还有从盐城走出去的曹文轩、从兴化走出去的毕飞宇、从东台走出去的鲁敏等。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思想解放的深入，一直坚守在里下河本土的作家，如刘仁前、庞余亮、刘春龙、顾坚等，在时代的感召和从家乡走出去、并已取得优异创作成绩的汪曾祺等名家的激励下，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不断奉献出出数量可观、具有里下河现实生活特色的优秀作品。着眼于长远的未来，我希望，当我们在为积极构建里下河文学流派继续做好大量基础性工作的同时，更要大力提倡：以汪曾祺为师，努力创作带有鲜明的里下河地区印记的精品力作。　

　　刘仁前（泰州市文联主席）　

　　延伸与重建。不得不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家们的内心产生了许多的迷惑与忧虑，从前传统的乡土经验，在遭遇一种陌生的城乡变革经验的时候，难免产生不适感、甚至反感。面对乡村新的躁动，传统价值观念遭遇新的挑战。在我的作品《浮城》中，我对乡村政治、权力等现实问题也进行了集中的书写和揭露。到了《残月》，则完全采取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没有了《香河》中“田园牧歌”的抒写，也没有《浮城》中对政治生态的某种期许，而是让小说主人公进入了娱乐圈，成为一名演艺经理人。我想要展示的是当下城市商业大潮中的社会生态，“香河村”的后人们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尘世演绎的残缺人生。不得不说，我在创作《香河》的时候，感觉更得心应手，因为回望相对容易一些，而从前的经验，在遭遇现实的特别是城市、小城镇经验进入的时候，内心难免有所不安，批判与妥协，舍弃与眷恋，多重复杂情绪交织在一起，其把握与拿捏的“度”，相对而言变得困难。就今后的创作而言，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深入了解、研究当下的社会现实，进而作出自己相对理性的价值判断。我觉得“城”与“乡”不应该完全对立起来，不应该一味表现孰好孰劣，孰轻孰重，而是应该葆有小说家的责任与良知，不是在乡村的表象上停留，而且有意识地向乡村地域文化的延续与变迁、乡村伦理的重建等纵深领域拓展，既有对传统的追溯，自我的发掘，也在重估历史、构建新的乡村现实。这是我们这代作家努力的方向。　

　　苏北（汪曾祺研究专家）　

　　汪曾祺的三所大学。汪曾祺先生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作品的俊洁和雅致是现当代文学中极少见的，我试从汪曾祺人生的三个重要节点，来探究汪曾祺风格形成之原因。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这是他的第一所大学，在这里他成了沈先生的入室弟子，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这是汪曾祺人生方向的开始，注定了他这一生要成为一个作家。第二所大学是《民间文学》和《说说唱唱》工作期间。汪本来就对民俗和烟火生活有热情，对年节，时令，对联，包括花草植物等，都有很浓厚的兴趣。而《民间文学》和《说说唱唱》，是由老舍和赵树理主持的。这两位前辈对汪曾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无疑的。不管是人格还是创作上，都留下了人生难得的一课。第三所大学是他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时候。说张家口改变了汪曾祺的性格有点夸张，但张家口这所大学对汪曾祺后半生的影响是深远而弥久的。张家口回来之后，他人变得谨慎了，真正尝到政治运动的厉害。汪曾祺之所以成为汪曾祺，我想与他一生所经历的这三段生活有极大关系。可以说，没有这三所大学，就没有后来的汪曾祺。　

　　刘大先（《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抒情的未来：从怀旧到解嘲。无论从概念的发明、历史的回溯，还是横向的扩展与未来的瞻望，“里下河”文学流派都已经超越了地方性与区域性文学的范畴。尽管初衷这个提法可能更多着眼于地方文学与文化遗产的整合与再造，在实际的讨论、运行和操演之中，里下河文学无疑逐渐具有了中国当代文学微缩景观的意味。汪曾祺关于逝去的共同体的缅怀与想象，包含着来自于里下河地域文化、士农工商的社会体系、文人传统与人间情义的记忆选择、整理甚至发明，而应对的其实是书写者身处的现实。只是基于对现实认知所带来的惶惑与不满，或者意识到原先共同体的崩解，想象中的书写才意味深长。到毕飞宇这一代作家这里更形明显，在《玉米》《玉秧》《平原》等作品中，也是带着乡土文化的根脉与特定年代的创伤记忆重新进行表述，这个时候汪曾祺那种乡土温情已经难以复现，甚至在想象中也无法修复，表现出来的是革命年代的焦虑、社会变革中人性复杂而晦暗未明的部分。鲁敏的笔下几乎已经没有关于地理性意象的细描，而着力于城市中日常生活（《小流放》）、隐秘欲望（《细细红线》）和幽微人性（《月下逃逸》）的刻画。怀旧被自我解嘲得解释为一种短暂的错觉。面对城乡文化未曾分裂到日益割裂的无奈现实之时，未来的写作如果仅仅停留于描摹与解嘲并不能带来生产性的书写，作家固然要写出已然的世界，更应当努力提供一种价值观和认识论，尽管这很难，甚至可能永远无法达到。然而，对于应然世界的向往和想象，也正是文学的旨归和宿命。　

　　周李立（中国作协《作家通讯》编辑部主任）　

　　识得人间烟火。汪曾祺最见功力的文字总是在叙述最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的时候。他对小说结构的要求是，“随便”，但“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我们看汪曾祺小说，非但不随便，简直是“讲究得很”。人间日常的烟火，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题中要义吗？汪曾祺自然是的，写水乡风情的刘仁前、庞余亮等其实也是，那么朱文、鲁羊、顾坚等笔下的城市小青年们呢，我们还是能够从中识别出人的存在与面目。里下河作家作品的风貌表面看起来，是那么大相迳庭、各有千秋，要归纳总结不容易。我以为，其实这并不妨碍他们作为里下河流派而同时共存。扬州画派也“画非一体”，但反对泥古和抒发真情实感的主张，使得扬州画派作为一个群体有了极大的存在价值。我想这其实也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价值。它百余里的地界所产生的多样的文学风貌，影响的是更广泛领域的文学创作，而且这种影响还将持续很长时间。我写小说受过朱文的影响，因为他描写中那些微不足道的生活气息，仅仅“微不足道的生活”几个字，就足够让我沉迷。而里下河的评论家群体产生的影响或许更绵长与复杂，他们观照着更大视域的创作。　

　　张定浩（《上海文化》副主编）　

　　文学里的城与乡。当代文学几乎都由居住在城市里生活了半辈子甚至更久的作家完成。代际愈往后，这种情况愈发显著。讨论城市文学或乡村文学是吊诡的：几乎对于所有写作者而言，城市都是每天发生的日常，而乡村如非纸上得来的间接经验，便是遥远陌生的童年记忆。当一个农村出身的写作者时隔数年才间或回到老家过年，他所了解的乡村，其实已经并不比偶一为之的城市旅行者更多。而在这种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乡村？又如何描述我们所并不真正知道的乡村？又或者，如何描写当代乡土文学，才能抵达某种意义？然而，过分追究意义往往意味着主题先行，和脱离真实。仅仅从某种构建“文学地域”或“文学故乡”的角度，并不能触及特殊之处。在这样的现状之下，也许不再过多强调地域性的特质，不倚赖富有标志性的方言和本地风物增加所谓地域乡土风味，是一种对于乡土文学更高、也更本质的要求。要力图避免将农民刻画成活在知识分子焦虑眼神中黯淡弯曲的木刻，将各种时代象征和道德寓意从他们本已相当沉重的肩上卸下，不作病相报告式的分析，更不再成为末流小说家陈旧历史观和主题先行论的工具。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将农民还原成“人”，和生活在城市中喜怒哀乐毫无二致有血有肉的个体。　

　　张晓琴（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河流与土地，及其相反的方向。没有哪个作家的创作不是与一方水土紧密相关，只是对于里下河作家来说，这种土地与作品的关系是如此显在和重要。很难想象毕飞宇小说中的“端方”这样的青年是生活在别处的，也很难设想“玉米三姐妹”会在别处绽放出他们青春的爱恨情仇，他们只能是诞生在里下河的土地上。里下河流域水系发达，物丰，景美，人伦复杂，文化精细，所以会出现古代的大作家，兴化出了施耐庵这样的大作家。这块土地对于人的滋养是充满宽度的，可以培育这一方水土中的人所特有的“远游”气质，使其创作更为广阔。假如这样一个解释可以说得通的话，那么里下河作家的广阔和“非地域性”，则可以得到另一种解释。这就说到了里下河作家的另一个世界，就是故乡以外的世界，城市的世界，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并没有简单的展露自己的乡愁，而是以更加清晰的方式来回忆他故乡的生活，有水乡风情，又有着厚重的土地上的一切人与事。这与现代以来鲁迅等许多作家的经历几乎是一样的：乡村是原生的世界，但城市是现代的所在，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除了分裂自己没有别的办法。一颗乡村的心，外裹着一个城市的躯壳，去毕生挣扎。留下他的充满爱与恨、是与非、理性与情感交互碰撞的主题、景象和人物。里下河作家小说中土地与城市，乡村人物与城镇人物，总是平分秋色。　

　　申霞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故乡：文学的发明。20世纪，是一个彰显文学地理的时期。鲍曼将流动看作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点。“故乡”播名扬天下，比如鲁迅的未庄，沈从文的边城，莫言的高密等等。他们都是在远离故乡的城市将这个地名文学化、恒久化。至于他们写下的是真实还是虚构的名字，我们并不如何在意。从某种程度上说故乡是文学的发明。随着现代性的开启，怀乡、乡愁慢慢成为一种写作的母题。童年、母亲、故乡、大地，总是让我们产生一种永恒的感觉，我们将自己最初的遥远的爱寄寓其中。21世纪，怀乡、望乡、返乡都变得十分容易，那种远程的思念之苦缓解了，浪漫化、风景化的故乡书写模式随之遭遇挑战。如果我们将毕飞宇的《青衣》和鲁敏的《伴宴》对照阅读，也许更能清晰地感受到里下河文学的丰富和包容。我相信里下河区域和全国任何地方一样，正在经历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也在这种快速变化中积淀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化特点，每位作家都以自己的写作与时代对话，与故乡和在地交流，将故乡风景化、静物化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在交流日益便捷的全球化时代，写作可以重新确认一片具体的土地，确认自我与现实世界的血肉关联。在地抒情同样通向故乡，通向悠远流长的里下河。　

　　吴佳燕（《长江文艺》副主编）　

　　远去的乡土，近在的城市。在里下河作家笔下，我认为现在是远去的乡土与近在的城市这样一种状况。所谓远去的乡土，我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随着城镇化运动和大批农民由乡而城的迁移，越来越多真正的、自然意义上的乡村其实在溃败和瓦解；二是写乡土的人大都居住在城市，他们是从乡土中来或者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他们的乡土表达，是一种对乡土生活与乡土记忆的回望与捡拾，所以鲁迅称乡土文学为侨寓文学。对于乡土文学而言，它于作家的意义尤其如此，故乡最终会离我们远去，而乡土文学便是在这无数的回望与凭吊、虚构与想象中得以存留和延伸。　

　　城市文学则不一样。城市是晚生的、新兴的、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生活也越来越成为我们的一种常态，是无数当代作家们置身其中的近在的一个场域。他们对城市的某些部分熟悉、了解，每一天都在感知、观察，所以应该最有发言权。但是相对而言，写作跟作家的生活又需要拉开一定的距离，是滞后的思考与审视。从这个角度上说，乡土文学是面向过去的，而城市文学是属于现在和未来的。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变动，随着乡土的远去和城市生活越来越强大的现实覆盖力，城市文学的发展也许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可期待性。　

　　何同彬（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扬子江评论》编辑部主任）　

　　里下河文学：地域主义视野的构筑、消散与重塑。“里下河文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其社会学和美学根基来自于“八十年代”，其所谓的传统性和相应的辉煌基本无法再现和复制，与其相关的地方中基层的文学氛围、文化多样性和文学主体视野的深度、宽度和广度，都在呈现一种不可遏制的衰微态势（文学权力过度集中的后果），地方性写作的危机正在消解文学地域主义的理念。因此，对于“里下河文学”而言，激励和扶持是比历史性回顾、研究和颂扬要重要得多的态度。当然，对文学地域主义或地方性写作带来最大威胁的恰恰是生产它的全球化、现代性，后者是地域主义视野的激励者和终结者。因此，作为八十年代美学遗产和理论遗产的“里下河文学”这一理论范畴，必须尽快建构自身成熟的当代性、当下性美学，而不是停留在乡土文学的陈旧秩序中。当下及未来文学的肉身主要是城市化的，而城市化是单一的、同质性的，地方性在与城市化对峙的过程中，也构筑出一个与单一化空间和美学形成复杂张力的美学地带，其可挖掘和呈现的可能性已经在现代主义的发展中被验证过了。也即，地方性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对中国地方性写作而言，它是可生长的、可重塑的。怎样把地方性的陈旧的、固定化的语言外观、美学外观撕碎，然后重铸为瞬时的、碎片式的、弹孔式的、棱镜式的、镶嵌式的、不确定的地方性，也许是将来“里下河文学”继续蓬勃生长的可能的方向。　

　　叶炜（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流派的城与乡。里下河流派作家阵容强大，但大多是写乡土的作家，写城市的少。我个人非常喜欢看乡土小说，更不认为乡土小说会消失，相反，我认为乡土文学在一段时期内，会得到强化。当代中国说到底还是乡土中国，底色还是农民。只要你和农村还有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物质层面，还有精神层面。而我们里下河流派里面的作家，汪曾琪也好，毕飞宇也好，几乎都是写乡土的高手。当然，在一个杰出作家那里，写什么越来越不那么重要，怎么写变得越来越突出。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当代作家同时能写好城市和乡村的杰出作家确实不多。里下河文学流派大多作家都是扎根本土，从乡村出发，挖掘自己的童年记忆或当下乡村。像刘仁前老师的香河三部曲，就是如此。庞余亮的许多作品所书写的也是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他的《薄荷》等作品写得摇曳多姿，异常生动。顾坚的《元红》《青果》《情窦开》等作品，许多内容也是取材于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文学记忆，对这些记忆资源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转化。作为和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精神联系的里下河作家，他们的书写当然离不开乡村经验，所擅长的领域也是乡村。里下河流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今后农村书写肯定要继续占有很大比重，但是不是也要把目光转向城市？里下河流派的城市书写应该更为精彩。为此，应该重视里下河新人培养，写好里下河的城市篇章。　

　　王宁（《当代作家评论》编辑室主任）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里下河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他们的视野其实已经在超越“传统的”里下河，他们将文笔对准了中国社会的“当下性”，而现在中国最大的“当下性”又是什么呢？是文化上的冲突，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是诗礼之教与世俗金钱观的冲突，是雅正艺术与娱乐化艺术的冲突。表现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的意义在于，人们必须正视进而有效地思考。因此，可以说，以鲁敏为代表的新一代里下河作家，他们从个体人生经验的局部出发，实则是在思考民族未来命运、民族文化的走向的宏观性问题，这给里下河文学注入了更为开拓性的视野，而不是局限于一地一隅，我想这是当下里下河文学的价值意义所在。我们说，地域性文学有其自身的文化渊源，但若想保持自身长久不衰的活力，必须关注文学表现的时代性因素，捕捉时代性问题，对时代发问，并探寻解决之要义。地域性的文学写作更要表达出地域性之中的当下性问题，具体地讲，就是里下河文学的写作要表现出里下河的现实感，今天的里下河与过往的里下河究竟有哪些新的变化，自然、从容、淳厚的古风是否与现城市化进程产生的新的融合与冲突，解读其中的玄奥正是时代给里下河文学留下的任务。　

　　王 彦（《中国国土资源报》副刊部副主任）　

　　立足大地，回望、守望和展望。如今，我国城镇化率已过半，从外在形态看，城乡差距越来越小，但内在的精神层面呢？此时，探讨里下河城乡文学表达，非常有意义。里下河文学流派沿袭了汪曾祺代表的诗化浪漫乡土传统，同时又生发出实验性、先锋性等多元风格，更难得的是，它体现出一种均衡、持续的发展，除了名家云集、品类齐全外，更有一个厚重的文学基座。说到如今的城乡文学，一方面是农人逃离乡村，一方面是进城人回望乡村。在他们笔下，乡村或是苦难之所，或是田园之栖，而目前乡村正在发生着、消亡着、蜕变着的东西，还缺少深刻的认知和表达。作为参与者、推动者，也是见证者、书写者，里下河作家除了回望、守望，更可以从“展望”上着力，从既是农民又是土地管理者兼作家的身份和视角，表达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不仅展现社会转型期乡村生活的“常”与“变”，还应指向社会伦理、生存状态等深层文化哲学命题；不仅展示乡村的苦难，还要传达苦难中释放出的人性光辉与拯救，表达质朴生活中悠然生出的韧性与诗性。

　　郑润良（武警福州指挥学院副教授）　

　　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转变。在汪曾祺等人奠定了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基本美学特征之后，近年来一大批里下河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不断发展和丰富着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内涵，也预示着里下河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是在长篇小说方面求突破。新世纪以来，毕飞宇的《平原》、朱辉的《白驹》、庞余亮的《薄荷》、刘春龙的《深爱至痛》都以里下河地区为叙述背景，尤其是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在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扩大叙述容量和表现空间、长篇化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尝试。二是表现空间从乡村向里下河地区都市转移。都市文学正日益成为当代文学表现的焦点，里下河文学也不能落在后面。刘仁前的《浮城》、《残月》，刘春龙的《垛上》、顾坚的三部曲都有对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后境遇情感变化的书写。鲁敏的《谢伯茂之死》、《铁血信鸽》等作品也深刻叙述都市人群格式化生存导致的异化，鲁羊、吴晨骏、朱文书写都市文青的心灵漂泊与落寞，新一代里下河作家比如80后作家费滢的《鸟》写都市少年的孤独与不自由，这些作品虽然风格与传统的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有不少差异，但换个角度说，他们其实潜在地受到了里下河风情文化和乡土伦理的影响，他们看待城市的目光也因为固有的“取景框”产生了变化，里下河乡土伦理成为他们观照都市伦理的潜在参照。但是，这些作家作品对都市普通个体内心情感的细腻描绘以及小说的散文化倾向等方面与仍与传统的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有诸多内在的相似之处。　

　　丛治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　

　　里下河文学流派：重要的不是是否建构，而是为什么建构。文学本质上是一项私人的事业，它的长处不在于抽象，而在具体；不在于聚合，而在丰富；不在于概括，而在细节。文学或文学从业者会抱成一团，以流派的形象面对读者，大概都非出于内在的原因。但是，某种程度而言，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根本就是一项建构的事业。而文学组织或文化建设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其方向是相反的。前者是归纳已有之历史，而后者是引导将萌生的未来。所谓文学地理学，探讨的其实是文学与地理的彼此作用和联动。也就是说，并非仅仅是特定的地理风物、空间记忆催生了特定风格的文学作品，而是与某一地理相关的文学作品乃至于文化生产，也极大地改变了地理空间的意义。当何平谈及由无名作者构成的地方文学环境的时候，当他讨论“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一概念对于在地文学空间的再生产时，其实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里下河文学流派不但应从文学内部考量，更应该从文学外部考量，考量究竟建构怎样的文学精神气质，才能够反哺里下河这篇土地，或许才反而具有建构的价值。　

　　项静（《上海文化》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一份共同的历史。里下河流域具有既不同于落后的乡村又不同于大城市的混杂形态，城市与乡村没有巨大的落差，可能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某种雏形。里下河地区，这个庞大灿烂齐全的作家群体会继续参与到本地的生活中去，而且还会鼓励当地的其他人,这是自古以来地缘意义上的作家群对本地文化的涵养和激励作用。以地域作为核心定语，对文学有宽泛的界定和促进发展的作用，比如地理空间的确定性，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更长的历史文化追溯半径。参与文化酝酿的作家群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文脉是一个事实性的存在，后续建立的文学流派对于被追认的作家和已经成名的作家，几乎是无效的，但对于本地青年的写作，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助力。地域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于本地的青年作家来说，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精神和现实生活的腹地，也为他们的写作增加了一份可能性。对未来的发展和预判很难得出必然如此结论，拥有一份不一样的历史和文化引导，未必一定写出不同质地的小说，但总归有一份可能性存在，毕竟文化艺术的产生是非常不确定的，而且是层层叠叠绝不单一的。地域写作只有“跳出国粹乡风的成见，真实地发挥出他的特性来”，才是有存在必要的概念，重建才是一个有意义的举动。　

　　黄德海（《上海文化》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打破对立。城市和乡村看起来是对立的，其实是我们批评家人为造成的。比如，汪曾祺的小说是写乡村还是写城市？毕飞宇的《平原》是写乡村还是写城市？我觉得城市与乡村其实一个后置说法，并非体贴具体的说法。而具体到作家的评价，才是体贴性的，但是，反过来说，城乡和流派的存在，也许正是为了让作家突破这个框架，走出这个流派，迈过城乡的区别，去写自己的具体。　

　　黄玲（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干部）　

　　里下河文学中的城乡书写。在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中，里下河无疑属于乡，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里下河文学就是乡土文学，事实上里下河文学是多元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城乡主题一直在被许多作家书写着，我想探讨的是：里下河文学中的城乡书写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城乡书写的一部分，它的独特的价值：第一，从汪曾祺开始，里下河作家笔下，对于里下河地区的风俗、风物和风情一直有着比较执着的书写。地理与文化相互作用，形成了里下河的独特，在我看来这份独特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弥足珍贵。第二，里下河文学中的城乡书写中，特别能体现里下河作家对传统乡村伦理的怀念，面对乡村伦理在当下乡村的溃败，他们显得比其他人更为敏感，更为焦虑。当日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突然发现原先认识和判断事物的观念和方法都失效的时候，他们的困惑与迷茫，他们的痛苦与伤怀，不言而喻。于是有了鲁敏的“东坝”和刘仁前的“香河”这样被有意美化过的乡村，也有了《浮城》《残月》《薄荷》《垛上》《元红》等直面今天乡村伦理现状的作品。第三，里下河文学中的城乡书写从来不止于写乡，也不止于写城，而是在城乡背景下写时代中人物的命运，写广阔而深邃的人性，正是在这点上，里下河文学跳脱出了地方文学的格局，拥有了更为普遍意义上的文学性。　

　　赵天成（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未来的河流。当我们说到“乡土”，一般都是指涉北方的乡土小说，那种干燥、凛冽、一望无际、黄沙满天的乡土。汪曾祺写“乡”，但是不“土”，而是“水”的，是湿润、灵秀、流动的。自然，作品中就会出现与北方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与此相关的，就是不同的风物、方言与人情的面貌。时至今日，我们经常在“消逝”与“失落”的现代背景下讨论乡村文明与乡村书写。尽管如此，乡土书写，依然是当下中国文学世界性的特色。城市化带来的“发展”和“进步”，必将同时改变城与乡的面貌，也改变人们的情感样式与日常生活，其中最严重的恶果，是同质化，无论是城（乡）还是人，都会向同一个“远景”不断趋近。这种同质化，给文学带来的后果将更是灾难性的。当下的许多作家，有着非常出色的写作技巧和语言功力，但将他们的作品摆在一起，会发现它们在情怀与思想上大同小异。汪曾祺写乡村，但也写市井，写小镇，而县城在他的笔下，就氤氲着不一样的烟火气。《受戒》中具有强烈风格化的市井风俗画，现在恐怕很难见到。在今天的此时此刻，对于“城”的表达，如何留存一种南方的、水汪汪的品质，对作家来说或许是更大、也更生死攸关的挑战。我期待着里下河文学出现更多的后继者，为我们书写未来的河流。　

　　庞余亮（泰州市作协主席）　

　　三个《异秉》，无限命运。这段时间，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异秉》。汪曾祺先生就这篇《异秉》，一共写了三个版本。这三个版本，在我看来，都是小说的上乘之作。《异秉》的第一个版本写于1941年，但不叫《异秉》，而叫《灯下》。里面的人物，情节全部出现在后面两个版本的《异秉》中。只不过故事的走向有变化。发表这篇极具先锋风范《灯下》时，汪曾祺才21岁。1947年《异秉》是以王二的一生为线的线型小说。一个蚂蚁般的小人物，小鸟垒窝般的，衔起了其他小人物所羡慕的人生。王二也变成了“二老板”。其中大段心理描写堪称绝妙。到了1980年《异秉》，这个故事经过40年的酝酿，再次重写，成了汉语小说中的经典。这篇小说重点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王二，相对应的是又笨又可怜的小学徒陈相公。王二有了房子，房子也有了地点，在后街濒河的坡上，有了自己家的豆腐坊。陈相公老是挨卢先生和许先生的打，陶先生总是要被请上主席（被辞退）。这里面少了清晰，多了浑浊，即多了许多人情世故的东西。三个《异秉》，有着无限的人生和命运。汪曾祺笔下的王二，已经成了我所熟识的伙伴，后来我还为“王二”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做《就像你不认识的王二……》。那是一个没有异秉的王二，也不知道他的大小解是否分开，但文学的神奇，就种在了里下河这块多水的多灾难的土地上了。　

　　孙建国（泰州学院教授）　

　　坚守里下河文化之根。城乡表达，是研究里下河文学流派绕不开的话题。作为两种重要的人类生存生活空间，乡村和城市及其所承载的生活，是文学表征的经典主题。在当下，乡村与城市已经前所未有地融合在一起了。城乡之间从渗透、交融逐渐向一体化的目标迈进。出于文化自觉和历史担当，久居城市或仍在本土的里下河作家，大多数都能够用历史的、动态的辩证眼光来观照城乡间的交融关系。从传统乡土视点追忆乡风民俗，又从现代城市观点反思入城农民，考察中国乡土深层结构变迁和农民精神趋向，写出了一批具有震撼力和生命力的优秀作品。地方文学的个性，归根结蒂是一种乡土性。它受制于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受制于该地域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俗。在题材、形象、表达等方面实现了文学内容的本土化,具有浓烈的乡土情结。里下河地区的作家，要像巨人安泰坚守大地一样，坚守底蕴深厚的里下河文化之根，让作品具备更丰富的地方文学的文化阐释价值。惟其如此，里下河文学流派才会稳步发展，进而蔚为壮观，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庞羽（泰州知名青年作家）　

　　我的创作离不开里下河小镇。在大学里，我创作了一些小说，《大明子》、《我和我的杏鲍姑》等等。这些都与我成长的里下河小镇有关。大明子是镇子上的小生意人，他如何对付背叛他的老婆、朋友？或者，他如何对付那个无能、懦弱、按部就班的自己？《杏鲍姑》里，我描写了一个悲情的小镇妇女。他们都是镇子上最常见的人。后来，在大三大四时，我在《西部》发表了两篇小说，一篇《真草千字文》，一篇《我们驰骋的悲伤》，里面的主人公都来自小镇，去城市上学工作，他们普通、真实、囿于过去的伤痛，最后走出困境，用自己独特、细腻、生命力强盛的方式活下去。今年年初，我完成了一篇小说《操场》，它是用90年代三个孩子的故事来反思抗日战争的。这三个孩子，“我”是一个女孩，和一个胆小的男孩、一个贪吃不怕事的胖阿哥组成小队，在因为文革定居小镇的曹老头领导下，发现了一个人头骨。里面所有的场景，都发生在我童年生长的沙沟中学里。在叙事时，我总是觉得，我又回到了童年，我又从妈妈的肚子里滚出来，蹒跚学步到扎起小辫子，咿呀学语到朗读课本。我觉得我光洁如新，接受文字的审视。　

　　周卫彬（泰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城乡叙事的融合是新时期里下河写作的必由之路。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当下，里下河作家们的写作不同程度地开始从乡土叙事往城市叙事转变，最典型的如刘仁前先生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香河》、《浮城》、《残月》），从小村落一直写到地级市，书写一部村庄、家族变迁史诗，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折射出今日乡村现代化的必经之途。再者如刘春龙的长篇小说《垛上》用四十万字的篇幅来写乡土的变迁，“双虹湖”的前世今生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意义。其实，我们在讨论“乡土”这一里下河作家“精神原乡”的同时，必须看到，当乡村巨大的变革来临之前，淳朴的里下河乡民对那种长久以来的文革政治背景下的乡村生活，是感到某种压抑的，虽然如诗如画的水乡、浓郁的亲情曾经是精神上莫大的慰藉。但是，随着那个动荡时代的逐渐远去，新时期的乡民们终于可以“辞家”，在时代的交替中去改变自身的命运。因为唯有走出去，乃有归来。正是作家们开始思考乡村变革的意义，城市与乡村文明的丰富性和多面性，才使得里下河作家笔下散发出了别样的活力。正所谓不破不立，唯有进行时代与历史性的考量，才能深入探究新时期里下河民众的心理、作家自身的角色、乡土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周荣池（高邮市作家协会主席）　 

　　不要让故乡的文学富矿成为负担。我们的文学在面对城乡表述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过分被农村所绑架，也不能过于恐惧或者抵抗城市化，里下河的城市化也是需要里下河文学的城市化的。首先说说表达方式。作为一种流派自然需要特质，但是这种特质不能成为偏执，需要一定的开放性。有地籍意识抱团取暖是必要的，这也是形成流派的自然基础，但是这个流派的表达方式要有特色也要注重一定的公共性、时代性和开放性。第二是内容的选择。总是沾沾自喜于传统，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里下河有大量的文学写作资源，可以说是一个富矿，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让这种富矿成为负担。因为这样的话不要说一个里下河就是一个村庄你一辈子也写不完，也可能都写不好。城市化依然来临，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忽略这一点这才是比遗忘更可怕的背叛。第三是态度的把握。城市化并没有收买我，我依旧可以穿着布鞋开车，但是我们不要指望狭义上的回到过去，这是不理性的态度。我们回不去了，这个也不可怕，真正不要把故乡的富矿变成负担。　

　　徐霞（高邮市作协副主席）　

　　让乡愁住进城市的月光。我的创作受到里下河强烈的地域因素的影响，大体包括：一是浓浓的水意。自己写作过程中，有一种天然的温婉的意识，写出来的文字也趋向于柔和的意趣，这就是水给我们的影响。这种水乡的气息对于我们下河人来说，就是一种基因，在文学里就是一种独特的气质。二是深深的静气。里下河的安静是独特的，我们即便是到了城市里，住在高楼大厦，我们的梦境里还是会有里下河的一种特别的安静。三是暖暖的善心。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里下河人予人一种温暖平和的感觉，这也使得我的写作也自然地选择了温暖的这个基调。我觉得，我们在进行里下河文学研究或者创作的时候，不要过分地割裂城乡的关系，因为我们已然在城市，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但这也不是对故乡或者文学的背叛，而是一种新的机遇与可能，因为城市不仅能够提供更多的优势和条件，还在于城市也是里下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让乡愁住进城里的月光也挺好的。　

　　（周卫彬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