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璜：一个人的心灵史——《一代枭雄朱元璋》读札

　　从一个侧面看，若说“新时期”以降的文艺创作中，技法上的搬运西方之“热”已渐次降温，取材上的皇家趋鹜却方兴未艾。不说林林种种的大部头、多卷本小说，单就表现朱元璋皇帝的影视剧的不同版本中，就有十四、五位大腕明星过了一把“朱皇帝瘾”了。从一般意义上否定同一题材的多样创造是没有道理的，问题在于,时下的文艺创作中，相当普遍的层面上反映了我们有个为成者为王者树碑立传的崇皇情结，让我们不能不从史学上、文艺学上生发几多疑问；尤其是在辛亥百年祭的当口，很会有些不解、有些困惑令人怅然而慨然。在这样的情势下，读到刘梵天先生的《一代枭雄朱元璋》，自然会有些别样的领会。　

　　作者是否想以他这部一百三十余万言的巨制针对一种时弊来有感而发，这并不重要，有意味的是，作品恰恰从史学与文学上为我们给出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在小说的分类学上，这是一本传记型的历史小说。不妨说忠信历史事实、服膺艺术法则是这类作品的双向而有机统一的要求。作家在这一要求的应对上是令人满意的。一方面，经由正史、野史、历史故事、民间传闻的广泛涉猎和据实扬弃，完成其基本的、可靠的“历史框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韪史实地坚实可考；一方面，依凭社会情事、生活细节不韪逻辑的“合理想象”，完善了艺术情节的链条，构成了艺术圆融的软体；藉此，历史的编撰和艺术的创造得以一体化地互补共生，成就为文本生活情韵的可读性和内在蕴藉的可品性。 

　　有别于通常历史小说注重事件“演义”的惯性，长篇是一部真正以人物为中心的构筑，通读之余掩卷沉思，历史上实然存在的“大人物”连同随机虚构的“小人物”，至少有几十位栩栩如生地浮现眼前。按照“每一个人在他的位置上都是主角”的创造法则，作者难能可贵地使他笔下的“配角”们、那些“无足轻重”的角色都能以其行状和性格站立起来。我不想于此展开论述，只想就作者集中笔墨描绘的朱元璋的形象略陈己见；也不想就一个开国皇帝客观存在的历史功过做出品鉴；非独因为这是历史学的事体而不是文学的要务，更因为这部长篇归根结底是以“人”、以“人性”为出发点和归属的——我从一部《一代枭雄朱元璋》看出的是一个皇帝或者毋宁说是一个人的心灵史。 

　　“我本淮右布衣”，这是“重八”初通文墨后文气的自陈，事实上在早年的悲惨岁月里，布衣淡饭也周全不了。所谓“贫穷是让人感动的”，在朱氏，表现为跟困顿相系的忍苦、与同病相生的体察。作者固然写出其跟家人跟少年伙伴的情义，更别出心裁地写出了他对驴、对狗一类家畜们饱含温蔼与体贴的那份爱心、那份善良。虽说哲人们在性善、性恶上历来争讼不已，而在我看来，宣称“人之初性本善”跟呼唤“童心童真”，大体在一个向度上。如同开篇写父亲五四、母亲陈氏的秉性传达了主人公的某种“基因”那样，那份爱的心灵，也正是人性正量因素的真实传导。 

　　“性相近习相远”果然不啻科学的阐述，从发生、发展机制来看，人性并非天然生就而一成不变，它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展开的。大而化之地说，随着“环境”的改变，随着主人公“地位”的攀升，朱氏的心灵史上，明晰可辨地经历了一个“三部曲”：早年作为一个艰难谋生的少年，勤勉中褒有智慧，委曲中不失真诚；及至入伍举义，大体能戮力同心、知恩图报，奋斗中保持有未泯的道德尊严；到得“胸怀大志”而谋求王业，就像昔日结义的兄弟以及结发的妻子深切感受到得那样，他变了，变得“越来越会装戏，越来越会玩手腕”，乃至行事难以捉摸，“心计深不可测”。从这个意义上说，长篇在展开朱氏“建功立业”、“苦心经营”的同时，也清晰地出示了一个人的心灵史，一种人性异化的过程。 

　　作者无意否定一个开国之君的历史价值，比如为许多细节表现了的蒙元暴政野蛮肆虐下，举义逐虏、民族雪耻的正义性，比如在一种文明陨落的情势下，强化法治、澄清吏治的必要性等等，也无意简化一代枭雄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方式，比如文本潜在和显在的复杂矛盾和举步维艰，比如主人公集帝王大成似地兼具了秦始皇的明智与残暴、汉高祖的知人与机心，以及唐宗的治民术、宋主的集权欲。然而，作者的创造并不不停驻于此，他的重心部位在于透过社会人生的层面进入人性的层面，长篇在和盘托出历史场景的时候，显然有意从比照的意义上，切入并抵达人性事实的贴实理悟与真切透析。 

　　读者不会不注意到长篇不惮辞费地罗致和描绘的一些场景：当朱氏不愿再“缓”下去而急于“称王”的情形，被描摹成虚伪作秀策动劝进的一幕闹剧；当招贤纳士的做派，演化出一次次匪夷所思的杀戮；当疑神见鬼地大兴文字狱，批量地把无辜者送上断头台；当从设立“功臣庙”到炮打“功臣搂”，让昔日忠心耿耿的干臣良将几无例外地成为不明不白的冤魂；当“锦衣卫”、“巡检司”的监控行径，被触目惊心地发展到登峰造极；我们终究不能不想到英人葛德文的那句名言：“一个国王必然而且几乎不可避免地在本质上都是一个暴君”。 

　　作者笔下的朱元璋的典型性正在这里，他的心灵史反映了的不是什么独特的现象。历代帝王之术或许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上“各领风骚”，然而在“本质”上，君主的暴虐性自古概莫能外。一如“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政体导致人的丧失、生命的荼毒、人性的戕贼乃是社会的必然和历史的宿命。 

　　应该指出，作者的创造意识未见得有什么先在的预设，未见得有什么离开历史语境去“批判”一个“皇帝”的兴趣和旨意；他只是在大量历史材料的剔抉扒疏中，跟历史与人的真谛不期而遇，从而流露出自己的艺术倾向和世界认知。惟其如此，他不仅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一代枭雄，也从普遍和恒久的意义上，启示了人类生存的窘境、心灵面临的困惑以及人性异化的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