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弦只见过一面。
1982年冬天，张弦从马鞍山打电话来说，他明天来合肥，要我帮他一个忙。我不知怎样回答，他就将电话挂断了。其时，张弦因他创作的《记忆》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连续获1979年、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声名大振，他来找我，我当然高兴，但他需要我帮他什么忙，我又能帮他什么忙呢？ 我很茫然。
第二天傍晚，他约我去他下榻的宾馆见面。天气有些冷，他戴着厚厚的棉帽，棉大衣厚而灰黑，老头棉鞋也硕大而显眼。他脸色并不怎么好，眼泡似乎有点浮肿。他的健康状况与他不到50岁的年纪有些不相吻合。我想，为了小说，他实在太辛苦了。他邀我共进晚餐，他边吃边说，我要调到南京去，你帮我找一下省委袁振副书记。我一听，立即放下了筷子，急忙说，袁书记爱惜人才，他不会放你走的，我不能去说这个话。他慢慢地说，你别急，不是要你去找袁书记为我说什么，你帮忙让我去见一下袁书记，行吗？ 我马上很有把握地回答说，那没问题。因为袁书记的秘书是我很要好的朋友，袁书记对文艺界又非常友善，他自己经常写诗，书法也很好，名作家求见，他是一定不会拒绝的。
我问张弦：你为什么要调走呢？他说，我现在是马鞍山市文化局的一名行政工作人员，行政经费很有限，平均分到每个人名下，文艺界邀请我参加的活动又多，差旅费都需回本单位报销，元旦一开门，我的行政费用便花光了，口袋里一大把票据无法报销，影响我的正常生活呀。我说你到省里来呀，情况可能好一些。他说，没人提这个头，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向组织上说。另外，《清明》杂志创刊两三年了，《安徽文学》复刊好几年了，也没和我联系过约过稿，我也感到憋屈。我说：你可以将稿子寄给他们呀！ 他爽直地说：我又放不下这个架子。听他这么一说，我不再作声。第二天他见过袁振副书记后高兴地告诉我，批准了，我很快调去南京了。我问他袁书记怎么如此爽快批准了呢？ 他说，袁书记只说了一句话，如果连人才的意志都不能尊重，还怎么尊重人才呢！ 我记住了这句话。
张弦离开合肥后，我很快接到我那位朋友的电话，说袁振书记让电话告诉马鞍山，第一，将张弦积压的票据全报销掉；第二，开一个像样的欢送会；第三，有关领导陪张弦同志吃顿饭，高高兴兴欢送张弦同志调离。那时，马鞍山市委秘书长是后来担任《人民日报》驻安徽记者站站长张振国。我将袁振书记的三点意见打电话告诉了他。他说袁书记的指示一定照办。我想，张弦离开马鞍山时心情是愉快的。
张弦（1934－1997），原名张新华，祖籍浙江杭州，出生于上海。张弦的父亲是民国时期南京一家银行的职员，家境虽不怎么富裕，但一家人衣食无忧，日子还算过得去。日寇入侵后，南京沦陷，日本强盗在南京的大屠杀，使这个六朝古都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张弦的父亲在战火中惊恐难耐，在半失业的状态中痛苦地挣扎，在张弦9岁时就过早地忧愤离世了。此后，张弦在母亲和姐姐的抚养之下，艰难地逃生求学。他的初中是在上海和江西上饶上完的。上初中时，张弦常常面临失学的威胁，但他一颗酷爱读书的少年之心始终不曾懈怠，做好功课后的课余时间，唯一的爱好，就是用省下来的少量零花钱，到书摊上去租书来读。张弦的阅读范围很广，历史、科技、人物传记方面的书籍读了不少，但兴趣更浓厚的是阅读文学方面的书，古典小说，鲁迅、茅盾、巴金的著作，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他都狂热地阅读。张弦初中毕业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满腔热血，积极要求参军，但因年龄太小，未能如愿。
在南京上高中时，受到语文老师的影响，张弦对文学更为热爱，他担任了全校墙报的负责人，并开始在南京市的文艺刊物上发表作品，这促使他更广泛地阅读各种能找得到的新的文艺读物，苏联文学更是使他入迷。1951年高中毕业后，张弦考入了在北京的华北大学工学院，第二年在院系调整时并入了清华大学冶金机械专修科，在大学就学期间，张弦积极热情，朝气蓬勃，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3年张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鞍钢设计院当技术员，鞍钢是新中国新型的钢铁建设基地，大规模、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对年轻的张弦感染至深。技术工作紧张繁忙，但张弦并没有忘记文学，他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开始了文学创作，渴望将新的生活新的感受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
1955年他写出了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锦绣年华》，并很快发表在刚创刊的《中国电影》1956年第2期上，剧本描写一群大学毕业生走上不同岗位后，努力奋斗，以青春和热血，为祖国的各项建设作出不同贡献的故事。这些都是张弦的切身感受。《锦绣年华》是张弦初次尝试电影剧本写作，思想意境开掘不是很深，人物形象塑造得也不尽如人意，但整体格调却健康向上、清新质朴，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还写了专文予以评介鼓励。
张弦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甲方代表》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第11期，起步较高，那时他已调回北京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工作，刚满22周岁。这篇小说后来由他自己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上海姑娘》，北京电影制片厂1959年拍成故事片搬上银幕，导演成荫。这篇小说虽还稚嫩，但也反映了张弦忠于生活、格调昂扬向上的创作倾向。小说中的白玫，那种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和对人的那种坦诚而理解的态度，表达了新中国年轻一代美好的精神风貌。
1957年，张弦因一篇未发表的小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这篇小说到底写的是什么，张弦一直未说过，至今是个谜。虽然三年后张弦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文革”一开始，立即成了“重点批斗对象”，还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遣送农村监督劳动，后被安排在安徽马鞍山市一家电影院当清洁工。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张弦的创作热情极为高涨，当他还在电影院当清洁工、还没有获得“解放”时，便激动地拿起笔来，每天最后一场电影观众散去、他忙完影院的清洁工作之后，便不顾一天的劳累疲乏，于深夜昏暗的灯光之下潜心写作，很快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心在跳动》，长春电影制片厂1979年改名为《苦难的心》拍摄完成。这是一部揭露“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的影片，影片中的老医生罗秉真，由于正派善良、坚决抵制“四人帮”的丑恶行径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到迫害，但他不顾高压，一颗炽热的心，始终同人民群众在一起。这是张弦搁笔多年后的第一部新作，人物形象较为丰满，感情也充沛真挚，放映后受到舆论界和观众的好评。
张弦的冤假错案被评反之后，即调到马鞍山市文化局。他挤出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创作短篇小说。1978年以后，他的短篇《记忆》《舞台》《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一只苍蝇》《未亡人》《挣不断的红丝线》《污点》《银杏树》《回黄转绿》《春天的雾》等，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继问世。这些短篇像一颗颗珍珠一样照亮了文坛，给读者一个又一个的惊喜。《记忆》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分别获得1979年度和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代表了当时中国短篇小说的最高水平。《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由张弦自己改编成同名电影文学剧本后，较小说又有了一些丰富和提高。峨眉电影制片厂1981年摄制上映后，获文化部1981年优秀影片奖。张弦获“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上述短篇和改编电影文学剧本《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都是在马鞍山市完成的。其时，他担任马鞍山市文联副主席。这一时段是张弦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段。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张弦即从马鞍山市调往南京。
张弦所创作的短篇小说，数量不是很多，他自己说：“从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到现在，已经25年有余了。而呈献读者之前的，只有这样薄薄的一个集子。真不能不使我深深感到惶愧。”（小说集《挣不断的红丝线——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但张弦的小说给人的印象却是那么深刻，过了一段时间还想读，再读一遍仍然感到新鲜，好像是一泓清泉，虽然不见大的波澜，却能沁人心脾、清冽甜润。张弦的艺术匠心渗透于他的每一个短篇之中，张弦是有他的艺术世界的。重读张弦的短篇小说，还能不断地得到美好的艺术享受。
张弦小说的风格是独特而平实的——追求写平凡的事，写平凡的人。他的这种追求，是他从生活经验中受到启发而付之创作实践的。他的作品，没有大起大落、大锣大鼓的刺激，更不炫弄惊奇，凡人小事，使你感到如同发生在你的身边，非常生活化，但又不是原封不动地把生活搬过来，而是经过了提炼，只不过这种提炼，不露一点斧凿的痕迹，读起来感到非常生活化，回肠婉转，津津有味，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引起沉思，乃至心灵的颤栗。虽然是凡人小事，却和社会生活丝丝入扣，这便是平实的高明之处。王蒙在评论张弦的小说时写道：“他的作品是那些比较严肃、格调不低的作品中最好读的，又是那些比较好读的作品中最严肃最有容量的。他的小说结构完整、人物清楚、叙述干净、语言纯朴”“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见王蒙为小说集《挣不断的红丝线》写的序言《善良者的命运》）。
张弦离开这个世界已有20多年了，但我还常常想到张弦，想到我和他唯一的一次见面的情景。他那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挣不断的红丝线》就放在我的案头，我常将其中的某一篇找出来读一读，然后作一点关于短篇小说的思考，依然兴味无穷。时世不同了，短篇小说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我想，张弦的短篇小说，对于时下的短篇小说创作，还是很有参照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