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信息
书名：《村庄对我守口如瓶》
作者：周荣池
ISBN：978-7-5594-7439-3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月：2023年7月
定价：38.00元
二、作者简介
中国作协会员。扬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单厍》（原载《小说月报》）《李光荣当村官》《李光荣下乡记》，散文集《一个人的平原》《村庄的真相》《草木故园》等十多部，曾获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三毛散文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
三、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主题性散文集，主要围绕平原上的普通村落，书写其在城镇化进程下的种种人类心理、乡土文化以及民风民俗的变迁和挣扎，较之于作者之前的乡土写作，这本散文集体现出更多的思辨色彩，是一本站在当下，回忆过去而又指向未来的深情之书。
本书所收文章先后在《钟山》《散文》《湘江文艺》《长江文艺》《黄河文学》《文学港》《伊犁河》《翠苑》等杂志刊载。
四、本书试读
《向上生长的村庄》（本书代序，原载《广州文艺》）
生长是土地上一种迷人的权力。草木牲畜以及人类的生长构成了村庄的全部事实，而这些事实也在不断地生长。我们参与或见证的生长，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时光的生长有动人的节奏，而空间的生长往往静默无言，但它们同样热烈、残酷与迷人。
我自以为从南角墩长大离开后，我的生长就和村庄没有瓜葛，村庄的生长也与我再无牵连。可是当我风尘仆仆从闹市回到乡野，踩到里下河日常里坚硬的土地上，我才明白一切的生长还在热烈地进行，而它在不断地改变着生长的方式，且与一个出走的孩子依旧休戚相关。
所以，我又不得不始终经历和见证这些动人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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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辈们是脊背向上生活的。他们像牛马一样在水稻土上站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俗语。里下河平原并不是黄土，是黝黑的水稻土。父亲站在焦灼的日头里，看着金黄的谷子区分着季节的更替，他自己也像是一棵多年生的植物一般坚韧。里下河平原大概在五千年前就有了驯化的水稻，人们那时候开始便了解植物的性格，并且亲手掌握了一种更为温驯和稳妥的生长姿势。几千年后，当水稻被时间炭化为卑微的颗粒之后，它们依旧在黑暗中蕴藏着某种强悍的力量。你甚至还能听到，当年抓握它的主人胸腔里辛勤而强烈的震动——这段蕴含生长脉动的光阴被称为“新石器时代”。
水稻的生长对这一片土地来说太重要了。它用自己四季轮回的生长抵御着平原原始生活中因欠缺而动荡和无助的寻找。人们从寻找生长变为守护生长，村庄也从此在被水稻命名的土地上蓬勃向上。沧海桑田，当倒灌的海水淹没了村庄和稻田，人们又被迫离开家园，留下停止生长的村庄和谷子。我以为这些失去空间的生长，并没有在记忆里失去生命。或者说即使人们逃离家园，但他们依旧保持着生存的集体记忆。那些原始粗拙的技术、审美甚至感受都超越几千年时间阻隔，成为一种令人喜悦的蓬勃向上的生长。
这些向上的生长，都是以人们脊背向上的姿态为支撑的，它们成为一种多年生而不失传的事实。野生的稻子被人们收集培育为“驯化”的水稻，这些种植的手法并没有因为人们的迁移而被遗忘。几千年后，这块土地依旧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稻米的种植和生产一直是人们遗传血脉之中温暖的依靠和根据。当然，此前的渔猎记忆也是有强悍遗传的，手上无形的技艺也被妥善地继承下来，作为一种非物质的形式坚固地成为一个族群的本能。我走过平原上的几处古老遗址，渔猎和庄稼都是生存方式的关键词。有趣的是，当年围水屯集鱼获的水塘遗址，也成为日后这些土地上大规模现代化养殖的雏形。村庄以及平原日后被称为鱼米之乡，是几千年前就打好草稿的画卷，只是子孙们把它描摹得更加色彩斑斓。
我的父亲是取鱼摸虾手，也是耕田种地人，这些活计都需要弯腰低头的姿势。他是一位普通而辛苦的父亲，是平原上村庄里平凡的男人——他们大多脾气暴躁，除了酒量都不错之外，都要弯腰低头负担沉重的农活和生活。除了脊背向上“种死田”，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土地无计可施。土地曾经也和时间以及人们的思想一样顽固。人们不能“搬砖头砸天”，便索性也不再去看天——他们其实从来是“埋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就更不要说看天了。他们用腰背对着苍天站在厚土之上，像牛马一样辛勤而认命。
我的父亲是属牛的，他是辛勤而倔强的。他出生的那段岁月里辛苦依旧是生活中一个重要词语，当然自由已经在每一个村庄里生长起来。经年累月的困苦与土地的贫瘠一样没有能够缓过劲来，南角墩这样的村庄依旧在遥远的平原深处毫无起色。木讷的表情、胆怯的人们，以及他们身体里那些毫无章法的力气，在土地上认命地野蛮生长。这种生长非常像那些野生的草木，看起来充满着力度和蛮横，可就如“二亩田收一颗种子”，这种子再稀奇和特别，对于饥饿与日常的匮乏来说只能是无效的收获。事实上人们并非希望生活有多么的高效，温饱才是很长时间里人们对于生活的渴望，也因此土地上的农民一再被认为是知足甚至是淳朴到可欺的。尽管这些认识并不算一种光荣的评价，但中国农民的隐忍确实是一种坚硬的存在——“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一种特别的情绪。
并且，人们并不容许这种状况被轻易改变。他们已经深信：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才是农民的样子。
有一段时间，父亲曾经在农耕之余于渔猎的水边养鸭，应该说这也是一件并不怎么样的营生，养鸭子历来被认为是一件操心的事情。鸭子是鲁莽的禽兽，“鸭溜子”的聒噪令人厌烦，就像父亲鲁莽地打乱了村庄心如止水的念头。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苟富贵，勿相忘”这句著名的话，他们更习惯一起守护贫瘠而倔强的土地。父亲的杂念打乱了人们的心念，这种不安随着鸭子的生长而越发的清晰。人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泥腿子”竟然要将日子过得跟大家不一样。关于父亲“泥腿子”的身份是上过市里面报纸的，那时记者给他编过几句话——支持土地流转承包。这几乎成了人们的一种笑话。即便父亲又有过抓住小偷被通知去县城里领奖的经历，但这些都被人们归纳为出洋相，并不会真正触动人们不安的底线。但这一次改善生产生活方式彻底伤害了人们的耐心，所以那些鸭子闹得三荡河里浪花翻腾，但到底没有扑腾出生活的幸福之花。
鸭子死后，一切在父亲的几次醉酒和多次谩骂中不了了之。生活的苦楚就像三荡河里终究会散退的绿藻青苔一样，留下河流里一如既往的清澈与无奈。人们只能接受这种一目了然的日子。这就是村庄向土地学会的倔强，而土地也的确一如既往的倔强而低效。甚至大自然偶尔也和它一起合谋，不时的大旱大涝以致颗粒无收的恶果。平原上有一个故事，可见人们对土地那倔强到极致的依赖：当年写下《海国图志》的魏源，在平原上最为低洼的小城里当知县，早稻收成前汛期来临时都和百姓一起到上游的里运河边守堤——上游的堤不破，一年的收成就保住了。上游的城市倘若开坝放水，来人就像下汤圆一样集体跳进里河“请死”示威，他们可不是莽撞的鸭子，是铁了心的”汤圆“。其实下河的人们耕种渔猎大多会“护水”，所谓“请死”不过是以死相逼。也因此，在当地魏源被奉为神明一样的存在——建庙立祀，人称“魏公稻”。这个故事的问题在于：地势和汛期在平原上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但人们并不愿意改变并不轻省的生活方式也不愿学良禽择木而栖的倔强令人讶异——好像只有种植，只有庄稼，只有经他们手上老茧摸过的生长，一切才是成立的。
村庄为此付出的辛勤甚至生命，对于人们迷恋的生长而言似乎是可以略而不计的。在村庄里只有种植才像农民的样子，脊背向上的生长才是可靠的——那是人们的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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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到底是倔强，这大概和他属牛不无关系。也因为这种倔强，以及和土地、村庄与生活的格格不入，他也一再付出了令人心酸的代价。从外地务工回来的四叔，因为婶子的父母并不赞成他们的婚姻以及他的手艺，唯有荒废了瓦刀上的功夫，几乎是躲回了在他看来乏善可陈的村庄。其实虽然父亲满肚子的不如意，但对于他而言，村庄是不能离开的，他没有自己四弟的那股闯劲。而对于去过城市远如乌鲁木齐的四叔而言，回到村庄实在是一种无奈。
四叔并不相信土地只能生产粮食，他觉得土地不仅能生长而且是可以生产的。尽管此前人们做过一些尝试，比如有一年人们引进了一种异香的植物——薄荷，而且一时间带来不菲的收入，但市场跌宕的风险还是让这种根系顽固的植物在平原上迅速退场。以前村庄里除了有“留兰香”这种罕见的野生植物之外，似乎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作为庄稼存在的经济作物。它的消失也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实：这种密封在塑料壶中不能吃不能喝的东西是危机四伏的。同样消失的还有棉花，都是村庄一蹴而就的事物。村庄依旧相信只有粮食才算庄稼，就像人们只有弯下腰来向上心里才踏实。
四叔从小就和弟兄几个不一样，连长相都是如此，他幼年时有轻微的“兔唇”。这似乎标记了他特别的性格，人们背地里认为他是有“反骨”的。“反骨”并不是什么善意的词，尽管在有些时候意味着不俗和改变，但对村庄而言不俗和改变是危险的，所以人们对于四叔见了些世面也大有不以为然的意思。但四叔同样也不以为然，他从四婶老家安徽人那里学到了种西瓜的本事，并且和父亲在一处有些坑洼的“十边地”上搞起了西瓜地。在南角墩这种连卖西瓜的上庄都鲜少有人关注的地方，种西瓜又是一件出洋相的事情。虽然西瓜也是要种植和打理的，但这毕竟是和种庄稼不一样的营生。就像是穿着花枝招展的女人，到底要被人非议。
这一年高温，西瓜长势也好，但并没有卖出什么好价钱。我也做过几天拖着板车卖瓜的侉子——村庄里总以为种西瓜是外地人的事情，卖西瓜也不是平原的正经营生，就连山东的花生似乎都不该长在平原上。这一年家里养了一头猪，吃了许多的破瓜。最后没有红瓤它便挑嘴不吃，长到近二百斤却卖不出去，收猪的嫌肥膘太大。离开了正经的庄稼，莫要说是人，就是猪的生长都不正常了。
西瓜田不再生长之后，却也再没有种粮食——四叔找到了更好的营生。这一年已经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天命之年的父亲把我送出去读书，依旧守着卧床十多年的母亲，也终于没有任何折腾的心气，再穷也逼不出他跺脚的暴躁。人就是庄稼，成熟也是无奈。当生长到了时间秘境中的节点，是无奈还是有意都会在生理和心理上表现出特别的安静。但村庄自己这一回似乎躁动不安起来，人们像是被一阵强风吹醒了——“打工”这个词语就像当年薄荷等带来的生物入侵一般，蓬勃得如薄荷根一样在人们的心田里疯长起来。
长久以来，人们和土地是厮守在一起的。即便是耕种之余的农闲，人们都像田里的稻草人一样站在生长的现场，没有一丝疲惫和疑惑。他们觉得只有经过土地上的生长才是安心的，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做。可当“打工”这个词出现在村庄的时候，当人们知道在农忙之余，身上的蛮力或者巧劲在城里还大有作为的时候，人们还是登上了离乡的客车。那种满是泥污的龙马牌客车，就像是从来不洗干净的“泥腿子”一样，把一趟趟农人从村口运到了城里，留下身后翻滚而躁动的尘土飞扬。
人们好像从来没有如此积极向上，他们丢下安顿好的土地和老小，心里只想着两个字：上城。
农民因为务工也从此将“工”字粘连在自己的身份上，成为一种有些辛酸的新称呼。他们的力气在土地上被机器解脱开来，参与了城里的另外一种生长。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灯红酒绿这些属于城市的词语，其实大多数是农人在时光和街巷的背后洒着汗水所构造的。当然，这里并没有什么逼迫的意味，是一种基于城市的契约关系。其实即便是土地，对于农人而言也并不存在任何的不公或压迫，因为是生存让人们必须屈服于某种生长。只是此时的父亲已经老迈，他无力也无心像很多人一样，离开这个使他变得老迈的村庄。比他稍年轻一点的人们，哪怕是托关系都要进城找事情做，就像是谋个一官半职一样重要。与此同时，他们也更加地重视南角墩的一句老话——养儿不读书，不如养窝猪。他们在城市里务工的时候，看见好多与自己子女年龄相当的孩子，看他们衣冠楚楚的样子，便意识到也要让自己的子孙读书上进。在人们看来——读书和务工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为了离开村庄而抵达城市——这当然也是最简单而有效的一种道理。
对于上城，这两种途径当然是积极有效的。
人们几乎愿意倾其一生的积蓄让孩子进城读书，目的就是离开南角墩这样的村庄。村庄逐渐只剩下一些实在无能为力的孩子和行将就木的老人，还有就是被机械化所统治的四季生长，除此之外但凡是有点心气的人们都选择上城——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持续不断的离开。然而城市也有自己的容量，再远再大的城市容量也是有极限的，这就像是人们当初压抑着困守村庄的情绪，这些都是有生命意识和限度的。在城市不断饱和的过程中，人们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他们又开始思忖着回乡——这并不是“富贵不回乡如锦衣夜行”的世俗思想，他们也确实没有忘记过南角墩这样遥远而平凡的村庄。
回家是无须多言的事情。户口本上的记录确证着他们与土地以及村庄无可改变的关系。他们带回来在城里务工时候的积极情绪，从翻建自己的瓦房屋舍开始，用行动表达着他们对于城市难以真正融入的困惑与不安。他们把建设城市时候学会的技术手法和审美态度带回了村庄，将过去古旧的色调和方式全盘地推翻，建设一种叫作“新农村”的地方，用的是城里人称为“农民工”的魄力和气力。这种能量和情绪的转变耗费了许多时日，但最终还是在许多像南角墩这样的村庄里落地成了事实。
与此同时，他们开始重新打量这片安静的土地。他们虽然搞不明白“建设用地”的价值，但心里明白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还是能够折腾出更多美好的现实图景来。于是，他们终于下定决心全面接受好些年前就出现的一个新鲜词语：土地流转。人们放弃了土地原本的功能，也从放弃中建立了一种新的经营方式——生产与生长一字之差的变化，不仅仅费了许多的口舌与时间，而且也是用尽了耐心和勇气的事情。与此同时，人们从广播、报纸、电视、手机以及互联网这些词语中找到了土地中蕴含的秘境，死心塌地般说服了自己：日子原来也是可以这么过的——不上城也是可以过上城里生活的，如果把他们坚信的“村里的空气比城里好”的认识加上去，城市看来又是不如南角墩的。
这些认识的出现与定格，大约也用了一代人的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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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村庄里的屋舍也生长为楼房的时候，土地上的生长已经越过人们苍老的脊背和复杂的情绪——“向上”回到其形式的本身蓬勃地出现在土地上。
非常有意思的是，年逾花甲的父亲重操旧业养起了鸭子。只是三百多只鸭子整日里在三荡河中张牙舞爪，却再也没有人关注这件事情，人们甚至觉得这是一种“混穷”的生活手段而已。因为在三荡河的两岸，除了原先茂密如森林的草木被清除并代替以新奇的草木之外，沿线的土地也被围成塘口养殖高效的外来水产品。养殖在这片土地上和种植一样从来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只不过，就像是农民被重新定义一样，这些坑塘被现代化、规模化以及生态化等等词语重新限定，这种养殖已经没有了原始的古意。即便是塘口中有专家学者乃至院士这样读书人的身影，但也无法证明这种生长还有原始以及诗意气息可言——效率成为土地的一个全新指标。因此，人们对于父亲养鸭子的那些收入和惬意自然也就无心问津了。作为通过读书离开村庄的子孙，我对于父亲能够守其旧业也算是欣慰。我知道他的习惯和脾气是难以进入城市生活的，这个被他怨恨了一辈子的村庄确实也是他最乐意和妥当的归处。
也许南角墩的人们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们困守了世世代代的土地上，一度打算放弃而又返乡后，除了种植之外还能够靠土地租金、养殖以及务工获得现代化的福利。但一切并没有结束，城市饱和的发展欲望终于踏破了城乡的界限。土地因此从承包到流转继而转变性质成为给养工业或服务业的温床，只是似乎与传统种植业没有什么关系了——第一产业竟然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守了。我为此感到不安，因为父亲在忙着寻找他新的住处和谋生之地。母亲去世十多年后，他一直独居在南角墩。他并不是没有其他的住处，可南角墩是他最满意的落脚点。他寻找住处的时候并没有埋怨不远处工厂的拔地而起，因为这些产业的到来给村庄带来更多的福利。
父亲寻找住地的难处并不在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却因为他要找一处水边可以养鸭子的地方。为此我也和他一起做过很多的努力，现场看过很多比南角墩还要古旧的村落。他们的现场就像是风格相同的画作一样，每一次到达都觉得很有意味。这是平原上村落气息相通的地方。但每次现场的满意之后，他转身就又担忧：那里没有他一个认识的人——他要的不仅仅是房子或者村庄，而是一种习惯了的生活。
这就是他和我最大的心结。往回看他过去的几十年，村庄以及人们大多数时候并没有给他多少的善意。但无论如何这里的生活已经成为他生命里的存在，他已经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令他爱恨交织的地方。这种担忧随着搬迁的迫近，显得更加清晰可见。
作为一种补偿和安慰，在村庄几公里之外的城镇，大批的安置房在拔地而起。离开村庄的人们开始住上了以前梦寐以求的商品房。过去他们住在楼房里，村庄依旧是一个迷人的平面，但此时已经成为垂直方向形式的存在。行政意义上村庄也并没有从此消失，被转租后的土地依旧和人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土地的产出依旧与人们息息相关。在组织形式上，搬进商品房的村庄依旧保留着原来的名字和形式。就像是重新编制的部队，依旧保留着自己的番号。像南角墩这样的村庄，已然进入了社区的安置房中，但村部作为村民自治的阵地，也一起搬进了社区之中，成为集镇中一种很有意味的“飞地”。
村庄离开了土地，在形式上有了更为坚固的存在，而且他们还在不断地生长。这种生长是向上的，从一楼生长到多层，从平面成长为垂直，从散落生长为单元。
村庄并不会因为异地兴建而被淹没，因为人们与土地的契约关系依旧存在，事实上随着土地亩均税收的增长这种关系反而更加紧密。进入村庄变成了上楼，村庄在“上楼”这个词汇中开始向上的生长。很多人并不是从此落寞离乡，而是更多地在形式上回归村落。以前很多人因为“粮油关系”而花费不菲的钱财购买了定量户口，而今天很多人在不断地回迁户口参与土地的分红。因为村组之中的村民自治，人们回迁户口需要得到村民的一致同意，所以某种程度上村庄依旧存在着强大的凝聚力。很多人后悔当初选择了城镇户口而不能再享受土地的福利，而更多的新生儿也选择回到村里安排户口。
外出务工的四叔也回到了村庄，他的两个孙辈都要求在南角墩落下户口，但是村民们自治的规定是每一户只能落一个孩子的户口，为此引发了矛盾和不满。虽然人们的规定是一碗水端平的，但是对他而言却是一个很大的疑惑：为什么我的子孙不能回到自己的村里？这种纠结并不在少数，也成为村庄一种新的不安的情绪——很多年后人们大概再也没有想到，过去考学读书就是为了那句“不要忘了你是农村户口”而拼搏，拼了命地要“跳过龙门”继而“跳出农门”，而今天人们却在形式上不断地追求返乡，而像四叔这样的人自然也是其中一员。他们之中有很多在城市里已经有非常优渥的生活，但他们知道南角墩的土地是效益可观的祖产，这是老祖宗留给他们后人的福利。这样的福利让谁都愿意在安置房的安稳生活里好好地享受一番。
父亲因为鸭子进不了集镇而依旧在三荡河边纠结。他自己也有很多的打算，他甚至愿意自己住在一条船上，这样就能够守住那些他嘴上厌恶一生的鸭子。他心里也并不觉得委屈，他知道在城市和集镇都有自己可以安居的地方，但是他觉得那些终究不像农村的样子。
没有了那些聒噪鲁莽的鸭子，对于一个固执的父亲来说，所有的生长和生活都是不成立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