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长安客》
作者：北溟鱼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6月第1版
ISBN：9787201153988
内容简介：
长安的大雨天，杜甫睡在青苔与积水里；李白困在翰林院的书堆里打瞌睡，金灿灿的宫殿仿佛近在咫尺，又远远相隔；小旅馆里王维正为少年时的诗作标注年龄，窗外慈恩寺里俗讲声嚣，他也许更渴望看一眼寺院墙上的丹青壁画；三十三岁的柳宗元在人生的顶点离开长安，走向崎岖；与他同时离开的朋友刘禹锡江湖漂泊二十多年后独自归来，只有玄都观的一树桃花依然为他开得灿烂；白菊花盛开的九月九日，李商隐只能在反目成仇的昔日好友令狐綯家客厅屏风上题一首诗，怀念曾经的重阳节；中年白居易从梦中惊醒，慢慢想起来，这是挚友元稹去世的第八个秋天……
最伟大的唐代诗人们，“诗圣”、”诗仙“、“诗佛”、“诗魔”……各有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作品已经是不朽的经典。于他们而言，诗句曾经是用来炫耀才华，交换功名，铺展开自己人生地位与财富的筹码。诗人们怀揣着梦想来到长安，要出名，做官，买房，甚至重振家国，成为时代的英雄。那时候他们都年轻，都拥有卓绝的诗才，光明的未来仿佛触手可及。然而命运最叛逆，从不轻易满足人的心意。
本书集历史、传记、诗歌评论等多重元素于一体，可以说是一本诗人版《人类群星闪耀时》。用八个故事，串联起大唐由盛转衰直至灭亡的一段历史，从诗人的眼里看见时代与命运，讲年轻人在大城市里的梦想、艰难和漂泊。那些不朽的诗篇来自他们无数欢欣和至暗的时刻。通过这些故事，你或许能重新认识这些诗人，看见和我们一样的人。在他们对自我和时代的追问里，看见尊严，信仰，爱与同情，生命的意义。
作者简介：
北溟鱼，南京⼈。
清华大学哲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律人类学硕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律博士。主业法律，历史票友。著有畅销书《在深渊里仰望星空——魏晋名士的卑微和骄傲》。
目录：
公元756年夏天，城市在细雨中倾倒
王维：天之骄子的陨落
杜甫：长安奥德赛
李白： 赌徒
柳宗元和刘禹锡：诗人的旅途
白居易：去他的《长恨歌》
李商隐：最后时过境迁，再回想谁的脸
圆仁：最后的旅行
后记：向确知走得足够远，未知才显现她的身影
参考文献
前言：当意志与命运逆行，你一生的故事
大雁塔始终是长安城最讨人喜欢的名胜，特别是春天。春风渐暖，行道两旁的槐树返青，在蓬蓬绿色里，桃花，辛夷，次第开放，连风也被染上花香。进士科考试凑在初春二月放榜，在跃跃欲试的春华中，功成名就的得意也翻倍。
白居易二十八岁那年，终于迎来这样一个春天。他满心想着从此在长安城里做个受人尊敬的大官，为朝廷出力，并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武则天神龙年间开始，新进士在杏园宴会之后，都要去慈恩寺中大雁塔下题名。白居易也不例外。他的好友元稹也许曾提示他，四十八年前，他们共同喜欢的那个穷困潦倒、不甚出名的诗人杜甫也曾经登塔作诗。
也许并没有。这座城市里迎送过太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数不胜数。他们都曾经满怀希望，来到这个国家最繁华的都市，相信会在这非富即贵的城市里一览众山小。那时候他们都年轻，都拥有卓绝的诗才，光明的未来仿佛触手可及。
年轻的杜甫跳着脚在小酒馆赌博，他对自己的才华太有信心，从没想过往后岁月的大雨里他会病在启厦门边的破屋中，积水成塘。天宝十五载（756年）的夏天，王维依然像往常一样进宫早朝，并不知道自己很快将会成为“安史之乱”里的一名俘虏。李白得意地写诗描述他在玄宗的宫殿里坐有象牙席，宴有黄金盘的恩宠，错愕万分地，他很快被皇帝放弃。
命运最叛逆，从不轻易满足人的心意。
这几乎是这本书里所有故事的核心：
得意的李隆基自以为心想事成，江山与爱情尽在掌握。太子被自己的铁腕手段吓得甚至不敢大声说话。他不知道的是，当他沉浸在华清池水雾迷蒙的霓裳羽衣曲中，渔阳战鼓正动地而来。在这场始料未及的“安史之乱”中，他的儿子抓住机会，谋划着对老父亲二十年压迫的报复——《公元756年夏天，城市在细雨中倾倒》。
渔阳战鼓传至华清宫的那几天，一个在长安蹉跎十年的倒霉诗人正越过骊山，他新得了八品官位，要把寄居异地的妻子儿女接到长安来住。黑夜里，当他把冻僵的手指揣进怀里，在山顶的北风中分辨出华清宫的乐曲声时，他不知道，他的小儿子没有等到他回家，已经饿死了。他也不知道，这一次离开长安，就是他与这座记忆里繁华富足的城市的永别。当他再次回来，它已经同这个国家的尊严一道被摧毁。但是，在这之后无尽的漂泊里，他总费尽心力想要回到这座对他并不友好的城市，这是他的责任。这是杜甫的《长安奥德赛》。
杜甫在“安史之乱”中被安禄山的军队抓回长安。他实在太不重要了，甚至可以在城里四处走动。不同的是，他敬仰的诗人王维已经被反绑双手，刀鞘捣嘴，从长安押解到洛阳。战争起来时，他像许多老实的朝官一样信赖他们的皇帝，在长安城里大家族纷纷举家南迁时选择留在城里。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十三日，他像往常一样进宫早朝，当宫门打开，只有一地狼藉。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抛弃了。这是王维《天之骄子的陨落》。
与此同时被押进牢房关着的，还有李白。他远远被关在浔阳。他的罪名是“从贼”。他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个疯子，他不在乎。他想做官，想飞黄腾达，想黄金盘子碧玉酒杯。但是他与他身世清白家族显赫的小朋友杜甫不同，他甚至没有参加考试的资格。所以，只有“佯狂”，只有铤而走险。这是李白《赌徒》的故事。
后来人总爱叫李白“李翰林”。翰林学士象征着文采，皇帝的信任，与政治中心的亲近。李白曾经做过翰林待诏。贞元年间监修国史的宰相韦执谊很快在翰林院的材料里发现，“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有天壤之别。不过，此时，他还没心情理会这细微的差别，他，他年轻的同事柳宗元和刘禹锡，背靠着皇帝的支持，拥有风光无限的权力。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他们将发动一场变革。他们想除去“安史之乱”后国家的弊病，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在他们看不见的暗处，已经聚集起不满，嫉妒和报复。这是柳宗元与刘禹锡《诗人的旅途》。
柳宗元，刘禹锡以及积极支持“永贞革新”的朝官被流放，偌大的朝堂一下子空了出来。机会落在了白居易与元稹的头上。风水轮流转，现在，由他们来承受嫉妒与报复，但白居易想不到的是，报复来源的方向，是家庭里一桩谁也不愿意提起的隐私。这是《去他的<长恨歌>》的故事。
白居易晚年住在洛阳，拿工资，不干活，他对国家的责任感消磨成对大宅子，漂亮姑娘和替自己编文集的强烈兴趣。当然，他还热情地吹捧后辈诗人。老朋友令狐楚第一次把自己的幕僚李商隐介绍给白居易，一把年纪的白居易对面前十八岁的天才惊为天人，连连说，我来生给你做儿子。李商隐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小名取作“白老”。那时候，李商隐有文坛领袖的提携，还有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令狐绹(táo)。他满以为他们的友谊可以延续前世今生，超越时间。没想到，一生太长，已够变卦许多次。这是李商隐与令狐绹《最后时过境迁，再回想谁的脸》。
李商隐一次次徒劳无功地去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同时，没有获得通行许可的日本请益僧圆仁偷偷留在了中国。一次又一次被拒绝不能动摇他在大唐求法巡礼的决心。当他终于进入长安城时，交了好运：左街功德使仇士良是虔诚的佛教徒，他管理长安县一切寺院，也拥有控制皇帝与朝廷的权力。在他的庇佑下，圆仁万事顺意。他不知道，新近登基的武宗皇帝与他的宰相李德裕正在酝酿一件大事，不仅要杀了仇士良，还要把佛教徒与寺院毁灭。这是《圆仁的最后旅行》。
唐代是后世最愿意提起的时代：最繁华，最骄傲，最有包容与进取。但这本书里的故事，大多发生在繁华之后：“安史之乱”带给这个国家毁灭性的打击，但在这场战乱之后，这个朝代依然延续了一百四十多年。与我们的常识相反，最伟大的唐代诗人们，我们最熟悉的那些名字，其实大多出现在这个并不常常被提起的，日渐黯淡的“唐朝”。在这里，盛唐饱满多汁的自信渐渐干瘪下去，酿出一点苦涩。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诗句曾经是他们用来炫耀才华，交换功名，铺展开自己人生地位与财富的筹码。在时代的悬崖上，诗句与文章，找到它更有价值的位置：它拥抱人心的无助，叩问命运的规则，向渐渐驶离的历史丢出最后求生的绳索。
在这些故事里，我们跟随史籍与传说各不相同的叙述角度，试图回到微妙不同的历史现场。但是，在每一个关键的岔道口，总能找到超过三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每一种都振振有词，仿佛抓住你手掌的手相占卜者。我也只能在这些迷茫的分岔点选择相信某种叙述，跟随它走下去。幸运的是，诗人们慎重流传下诗集与文集，如同篇幅巨大绵长喋喋不休的独白，穿过时间迷雾重重的遮蔽，邀请我们进入某个瞬间，他们动荡的内心。
意在被铭记的，都在被忘记——古老的城市被时间和战争摧毁，成为平原上一座土丘。宫殿倾颓，纪念碑穿毁，盛名与功绩都化为尘埃。但诗句流传，如同一个奇迹，带着千年前日常生活的艰辛，和诗人的一部分灵魂。
哪怕它屡屡成为考试的题目、比赛的内容，诗歌从来不是任何时代的必需品。在我们的时代更不例外。但因为这一部分陌生人交付陌生人的灵魂，在少数人那里，它将永远存在。
后记：向确知走得足够远，未知才显现她的身影
作为一个通俗历史的写作者，“有趣”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卖不动”的可怕陷阱，被市场淘汰出局。在我的同行们纷纷卯足了劲儿“讲段子”与“说书”逗读者们开心时，我深深抱歉于自己欠奉的搞笑能力。在十多年前写作那本《在深渊里仰望星空》时，编辑一再提醒我，要再轻松搞笑一点。我一边十分刻苦然而并无成效地满足市场的需求，一边总想起钱穆在《国史大纲》里写下的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我想并不是任何时候，搞笑都是合适的表情。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必然未曾把“搞笑”作为目的，但幽默，嘲讽、怜悯与可读性，无一不缺的出现在《史记》的文本里。
所以我想，如果读者的情感没有被麻痹到只剩下接收“搞笑”的刺激，那么在阅读过往历史时，作者应该可以向他们呈现更复杂的人格与情感，而不是不同名字的“笑星”。通俗历史的叙事要达到可读性也并不只有“逗乐”这一条窄道。所以我决定在这本书里做出一次尝试。这本书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万多字，有些甚至两万，比起读者们习惯的三五千字讲完一个故事的“公众号”篇幅，它更具体，更完整，也包含更多的线索与角度。在编排上，开头与结尾一篇讲“时代”，中间六篇讲诗人的心灵旅程。当我开始写作这系列文章，自认为没有任何难度——从识字开始，他们就是一再出现的，最显赫的名字。但真正开始写作，我才发现，我不了解这个时代，也并不了解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人生。感谢一年半的写作“强制”我补上这一课，也希望我的读者们受惠于此。
这本书里提及的人物与事件不论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是在之后，都足够有名。它本应该像苹果树上掉下来的是苹果一样，具有足够的确定性。事实正相反，哪怕在这些声名显赫的人物这里，检索过的材料越多，不确定也越多：不确定李白究竟去过几次长安，不确定马嵬驿上太子究竟是不是秘密策划了针对老皇帝的兵变，至于这些诗人们的生平大事年月，更是聚讼纷纷，成了许多文学史专家一辈子的课题。在这本书里，我们有时出入《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以及相关笔记小说对于同一个场景相关材料出发自不同立场的不同解释，仿佛在这个时间点，空间展开成为了不同的平行宇宙。
过往优秀的历史学家们在考据之后，给出了他们的选择。“拾人牙慧”的我并不打算判断他们选择的对错，但是我希望借由他们的不同选择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历史”。从希罗多德落笔《历史》时的“传说”，到左丘明在《左传》里一再提到的梦境与占卜，历史学家们在严肃的思考之后呈现的并不总是我们想象里可以轻松证实或证伪的“事实”，甚至不是同一套事实。他们致力于阐述历史的规律与教训，而在难以连贯解释，甚至互相抵牾的事实的空隙，必须以想象和角度填满。
历史学自然将“真实”作为一种美德。但自从十九世纪历史成为一门学科，历史学家们慢慢发现，“历史”与科学语境里可以被反复证明的“事实”总有渐近而不能至的距离。
更晚近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反思这种“渐近而不能至”。无法从叙述语气、角度和手段中剥离出的“事实”、同样事件多种叙事的并存是“缺陷”、“错误”，还是历史作为一门有关人类的思考与活动的学科的一种本质特征？更晚近些的历史学家（比如罗兰巴特，海登怀特）甚至认为，比起科学，历史更接近文学，脱胎于对语言的操弄的历史比起客观存在，更是一种叙事技术。
爬疏史料寻找史实是历史学家的手艺。但挑选谏别史实的标准，除去“手艺”之外，还有观念。在历史成为一门学科之后，历史学家们也开始反思检视自己达到历史事实的角度与心态。人类每一次观念的变革都伴随着对过去历史的重新认识。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强调神的意志，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将他们观察的视角挪向人的尊严，欲望与智慧。再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经济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决定历史，更晚近些，历史学家的目光不断放低，他们的焦点由政治与文化的精英转向平常人的日常生活。每一次观念的变化，都给同样一个历史事件带来新的角度与叙述。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历史的诗意所在。
在通俗历史的领域，对再现历史、戏说历史、趣说历史的努力从未停止。但更多的关注停留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于是人人以“权威”、“正史”、“真正发生”作为吸引读者的“卖点”。但是我希望在这本书（以及未来的书写中）能够呈现不同角度更多的可能性。一段对历史的叙述被评价为“小说”对于我来讲并不是什么令人沮丧的事情。
作为今天图书市场的作者，我当然以伺候读者为最重要的任务。如果作为作者我还敢对读者提出一些要求，那么希望我的读者们在读到“历史”时，比起坚定不移地相信某一种记录如同科学的准确客观，也能够去思考谁记录下这段历史，它为什么被如此讲述。当发现对同一个事件截然不同的记述时，比起快速地判断“真伪”，更关心“为什么”。
歌德说过，怀疑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长。 我并不指望我的读者们全然同意我对这一段历史的裁剪与重述，我也不保证我还原的现场一定是实际存在过的那一个(谁能够保证呢?)它更合适的定位也许是几个故事。假设读者们在阅读完之前的故事之后，想要知道这些事件的材料来源或者过往学者对于它们的研究，欢迎在后面附列的“参考资料”按图索骥。假设你们依然对“历史”这一门学科本身感兴趣，我推荐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历史学》，一本足够短，也足够提纲挈领的小书。
在这本书里，我当然想要避免任何的错误，但错误总有难免。甚至，我也采纳了一些少有人持有的观点，使得对有些事件的叙述与传统说法不尽相同。我不会为了安全而放弃我的角度，但是欢迎指正错误、发送意见与建议到我的个人公众号“北溟鱼”，或者电邮：yizhou2011@foxmail.com。谢谢你们看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