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无言 人淡如菊——话说汪曾祺之一

（青年汪曾祺）

　　日月淹忽，白驹过隙；弹指间，一代名家汪曾祺已仙逝五载。在给人们留下不尽叹惋的同时，这位文坛奇士的真实面影和心灵轨迹，他那平淡奇崛的人生和平淡奇崛的文章，总是令人难忘。
　　"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汪曾祺极具自知之明。他让自己静悄悄地写，也让别人静悄悄地看。正因不是主流，他的作品未曾跻身喧喧市井成为惹眼物事，成为炉中火锦上葩；而归于山间江畔明月，白云深处人家。要之，汪曾祺不是凛冽的雄鹰，挺拔的巨树，他是婉啭的画眉，幽幽的兰草。
　　汪曾祺的名字是与《受戒》、《大淖记事》联系在一起的。汪曾祺六十岁写《受戒》，轰动一时；六十一岁写《大淖记事》，传咏四方。作为羯鼓铿锵中的锦瑟银筝，两文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汪曾祺作品数量不巨而质量上乘，篇篇闪光。他的笔下，有食色，有男女，有民风，有民俗，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浑厚的国学底子，出色的古文修养，以及对民间文化的天然亲和，直接垫高了他的创作，决定了他作品特有的文体价值。
　　汪氏小说魅力，在于氛围，在于意象，在于情境，在于韵味。读汪曾祺作品，深感其文气跳荡鲜灵，如活水一脉，行于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他的作品，着力展示三十年代故乡苏北里下河的田园风光，人性人情。《受戒》以小和尚明海与少女小英子的相恋，写出了朦胧的爱，迷离的情，写出了特有的纯洁、烂熳与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醉人心田。澎湃的灵性，盎然的诗趣，一尘不染的情思，使人如读安徒生童话。一篇《受戒》，情文并茂，比刘阮入天台更纯净，比桃花源更有生机，悠然直抵思无邪之境，成为人性美灿烂的圣歌，拨动万千心弦。《大淖记事》则写十一子和巧云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恋，美如秋月，韧如蒲苇，透明似水晶。读汪曾祺小说，仿佛漫步春之原野，又如置身一片泱泱水气，神清气爽。他的小说，确是水气盛而土气少，尽显创作主体和故乡水文化之间绵绵无绝割舍不断的奇妙感应；那种清逸风怀、细腻感受，那种幽微的颤动、和谐的静美，那种充盈的色彩、音响与光线，真有说不尽的浪漫空灵纯粹！他笔下的一切，无不成为诗意的存在，诗性的化身。在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里，汪曾祺描绘出了具浓郁地方特色的风俗画，令人神往。在他看来，风俗中保留着一个民族常绿的童心，可使一个民族永葆青春。历史的车轮呷呷作响，轧碎了多少风花雪月、田园牧歌；当许多美好的景致已成世纪绝唱，汪曾祺的作品便显得愈益可贵。他毕竟为我们提供了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活化石，提供了民间风俗那鲜活流动的精神实体。
　　没有伦理纲常，世俗偏见，没有冷漠残酷，明争暗斗，一切都率性自然，随心所欲；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把汪曾祺系列作品看成一个整体的大象征，它们表达出了作家本人心灵深处特有的桃源情结（或曰伊甸园情结）。汪曾祺作品以其浓浓的意象化、理想化、诗化倾向，以其散淡的风度，纯美的气息，流曳出飘忽迷离而澄明疏朗的情韵，正合康德（Kant）之无功利审美法则。时代拥抱了大器晚成的汪曾祺。他的文本不具太阳之烈，却有明月之媚--月光般芬芳皎美，鲜活清灵，弥漫着地道的民族艺术精神。汪曾祺是有自觉的语言意识的。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他的小说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完美化合。汪曾祺将精炼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民间文学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之界阈，独创一种新文体。豪华落尽见真淳，这一点上，汪曾祺很像陶渊明。